陈养山
　　1982年5月陈养山在兰亭。
　　陈养山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在漫长的情报生涯中默默奉献，未出现过任何闪失，被在隐蔽战线上战斗过的老同志誉为“福将”。
　　在恽代英影响下参加革命
　　陈养山，原名程仰山，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其父程步青，晚清秀才，兼事中医。陈养山在小学读书期间，因家境贫寒，未毕业即被迫退学。1919年，他到汉口市一家钱庄做学徒。
　　1919年前后，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各种思潮风起云涌。陈养山怀抱“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认真学习钱庄业务，并积极利用零碎时间阅读了大量书籍。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使陈养山认识到反抗旧秩序的可能性和意义。1924年初，陈养山接触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被革命理论吸引，遂与志同道合的店员同事组成学习小组。在学习革命理论的过程中，陈养山尤其喜欢恽代英的文章，就写信给恽代英，谈自己读书学习的体会与困惑。恽代英很快给陈养山寄了明信片，并约其到家中会面。对此，陈养山曾回忆说，“那天天气很热，我们从上午10时许，一直到下午4点钟，会谈持续了六七个小时。当时我提出一大堆问题，请教代英同志，他都作了耐心的解释。我记忆最深的是，他说中国革命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要建立苏联式的政府，人民才能得到解放”。这次会谈深深地影响了陈养山，在他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奠定了其终身革命的思想基础。此后，陈养山一直视恽代英为良师益友和自己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同年10月，陈养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4月底，青年团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林育南派陈养山送密信到上海团中央。从此，陈养山开始迈入革命生涯。
　　掩护贺龙等人奔赴湘西
　　1925年5月，陈养山抵达上海，恽代英安排其担任团中央交通员，和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一起，参加了五卅运动。随后，团中央派陈养山赴湖北武汉工作，因熟人太多，秘密工作不易开展，团中央又将其调回上海，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工作，担任发行科科长。其时，广州的进步书刊多由海员工会会员秘密携带至上海，再从上海邮寄至全国各地。陈养山在同海员工会会员密切接触中，积累了社会关系，为此后开展情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6年春，组织上让陈养山运送几枚炸弹到武汉中央军委。陈养山通过认识的海员，搭乘英国货轮，完成了任务。这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6年冬，陈养山被调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做统战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养山在浙江杭州难以立足，赴上海寻找党组织，几经周折接上关系后，他被任命为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部长。1927年11月，贺龙秘密来到上海。为了确保贺龙的安全，周恩来提议由陈养山承担掩护贺龙的任务。陈养山将贺龙、周逸群安排在一个秘密住所里，1928年1月，陈养山又秘密安排贺龙等人奔赴湘西。
　　在中央特科从事特殊工作
　　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1928年，国民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当时，上海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陈养山完成掩护贺龙的任务后无法找到关系，只好回到浙江上虞。1928年春节后，因组织农民暴动失败，陈养山潜回上海，住在鲍君甫家，并在一家报馆谋生。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18岁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日本人办的基督青年会做事。1925年底，陈养山经人介绍与鲍君甫认识，且向鲍君甫学习日语。陈养山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科长，经常将书报送给鲍君甫。鲍君甫将其译成日文，所获颇丰，两人遂成好友。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成立后，时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和鲍君甫是老乡，他邀请鲍君甫加入。鲍君甫心里很矛盾，既想为国民党做事，又不愿得罪共产党，他便将这种矛盾心理坦诚地告诉陈养山。于是，陈养山连夜将情况写成材料，经过中共闸北区委向党中央报告，建议同鲍君甫建立工作关系。
　　周恩来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报告，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非常重要，有利于中央特科工作的开展。周恩来指示陈赓了解相关情况。陈赓先约陈养山谈话，详细了解鲍君甫的情况；接着又同陈养山与鲍君甫面谈。陈赓认为鲍君甫同情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能和共产党朋友融洽相处，可以作为内线。经过中共中央谨慎考虑，同意鲍君甫为党工作。为了方便陈赓工作，周恩来将陈养山调入中央特科，由陈赓单线联系，并派中共党员连德生作为鲍君甫的保镖。
　　在中央特科的协助下，鲍君甫颇得杨剑虹等人的信任。1928年8月，杨剑虹涉及贪污案自杀。10月，鲍君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特派员。鲍君甫与中央特科密切合作，在铲除叛徒、保卫党的机关和营救被捕同志中起到很大作用。中央特科对鲍君甫的工作是成功的。从根本上讲，这归功于中央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但陈养山凭借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对党组织的责任感，向党中央提供材料和建议，也功不可没。
　　辗转多地开展秘密工作
　　1931年初，中央特科准备在北方开展工作，秘密情报关系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议员胡鄂公。胡请求杨献珍为其助手，得到中央特科的同意。4月，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陈原道等被捕。6月，中共中央命陈赓、陈养山赴天津营救被捕同志，并调查叛徒的情况。陈赓和陈养山化装成商人，住在交通旅社，半个月后两个人和杨献珍接上关系。陈赓和陈养山在交通旅社住了个把月，恐久住惹人生疑，陈赓住进一所新出租的民房；陈养山搬到大同公寓，与杨献珍同住，协力进行营救工作。一天清早，杨献珍在报纸上看到河北省委互济会被破坏的消息，赶紧告诉陈养山。陈养山果断撤离，并通知陈赓，避免了危险。杨献珍到北平找刘少白商议营救同志的事情，不幸被捕，营救工作被迫停止。随后，陈赓、陈养山将工作重点转向清查叛徒。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赓和陈养山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住处、来往关系、活动规律，决定立即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建议派“打狗队”镇压叛徒。半个月后，陈养山同中央派遣的“王老头”再赴天津。8月，天津最大的叛徒张克云被击毙。
　　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停止工作。中央特科拟派陈养山去苏联学习。临行前，由于四川情报工作有所进展，陈养山被派往重庆。到重庆后，陈养山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1936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陈养山到陕北。9月，陈养山抵达陕西西安，在西安情报站从事参与联络西北军的工作。陈养山以西北文化日报社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交了不少朋友，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得到党中央较高的评价。
　　1940年6月，陈养山回到延安，结束了16年的敌占区情报生涯。其间，陈养山辗转于湖北武汉、上海、天津、重庆、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从未被逮捕过。曾任延安中央情报部主任的罗青长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诀窍，而是由于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的斗争艺术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
　　晋绥情报工作成绩骄人
　　回到陕西延安后，陈养山担任中央社会部情报干部训练班班主任。1942年2月，陈养山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通过学习，陈养山的理论水平得到提升。1944年底，中央情报部根据贺龙的提议，派陈养山担任晋绥军区调查局局长。
　　针对晋绥情报工作机构分散的现状，陈养山征得边区公安局相关领导人的同意，向中共晋绥分局提议，合并调查局和公安局，加强情报工作的力量，统一领导，协同作战。晋绥分局赞同陈养山的提议，得到中央情报部批准后，晋绥调查局和公安局合并，成立公安总局，陈养山任副局长，1947年6月任局长。1949年3月，陈养山调任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在陈养山领导下，晋绥情报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陈养山担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1950年9月，调任江苏省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主任、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南京市检察署检察长。在南京工作期间，陈养山审问并清查出国民党特务黄凯。经过多年磨砺，陈养山由初出茅庐的隐蔽战线的战士，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我党情报工作的领导者。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