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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毕业当年毅然回国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邓稼先: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

  邓稼先  
  1950年,26岁的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  
  邓稼先(左)在研制核武器的工作中。  
  邓稼先,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毅然回国。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求学报国
  在美国获博士后立即回国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是其六世祖,父亲邓以蛰先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是著名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邓以蛰为儿子取名“稼先”寓意在于:禾之秀实曰“稼”,预示着根植、秀实和成熟于中华大地,并造福民众。从5岁起,邓稼先就跟着父亲在北平读小学,后考入北平崇德中学。除小学课程外,还要读四书五经,每天背诵古诗词,后来又苦读英文,专攻数学。父亲的严格教育为邓稼先以后学习研究打下了全面的文化基础。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迫中国学生举旗上街庆祝“皇军”的胜利,正在读高中的邓稼先怒不可遏,将日本国旗扯碎,踩到脚下。父亲担心邓稼先遭到迫害,安排他前往昆明,临行时叮嘱:“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邓稼先牢记父亲嘱托,立志科学报国。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知名教授。在大师云集的学术环境中,在“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激昂校歌声中,邓稼先在学术上思想上都获益匪浅。1945大学毕业后他到昆明市文正中学、培文中学教数学,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1946年夏受聘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同时任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邓稼先为实现科技强国的夙愿,考取了留美研究生,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深造。他表示:“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由于邓稼先的天赋和勤奋,不到两年他就修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即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服从组织安排,来到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他以满腔热忱投入工作,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并于195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以身许国
  “深藏身与名”研制核武器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中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邓稼先以身许国,决心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切,“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研制核武器,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深知这意味着什么,刚满34岁的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光荣任务,出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在接受研制核弹历史重任的那天夜晚,他对妻子许鹿希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了它死了也值得!他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他对年轻大学生动员说,干我们这个工作,就要甘心当无名英雄,一没有名,二没有利,还要吃苦;做出的科学成果也不能发表论文。
  此后28年间,邓稼先深藏身与名,全身心投入到核武器的研制,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要么在科研院所里耗尽心血,要么冒着酷暑严寒到蓬断草枯飞沙走石的大漠戈壁,他东奔西走,风餐露宿,在试验场上度过了整整十年的时光。大漠的风刀霜剑染白了他的鬓发,岁月的车轮碾过戈壁,在他的脸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邓稼先虽然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但他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勇担风险。在我国进行的前32次核试验中,他一共指挥了15次。在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危险时刻,邓稼先一直坚持与操作人员一起工作。这种不怕牺牲不惧风险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科研人员。1979年的一次氢弹试验中,飞机空投下氢弹,降落伞却没有打开,氢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正在现场指挥时任九院院长的邓稼先不顾阻拦,“你们谁也不要去,这是我做的,我知道。你们去了也是白受污染”。他冲进试验场,希望第一时间找到原因。他明白弹头里装的钚239的辐射有多厉害,但他也知道,这一颗弹头的造价有多高,国家投入有多少。他心里没有自身安危,只有国家利益,把国家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氢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白细胞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但邓稼先仍坚持工作,又回到基地继续指挥核武器试验。
  铸剑护国
  让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  
  贫穷,没有限制他的想象力。封锁,也没有限制他为国防未来布局的战略眼光。邓稼先确立了“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念和目标。
  解决理论计算数据问题是进行核弹爆轰试验的前提。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并断言“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来原子弹!”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自然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邓稼先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精神,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邓稼先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与其他年轻科研人员一起运用手摇和电动计算机、算盘和钢笔等最原始的工具进行夜以继日的繁重数学计算。选对主攻方向,使“龙头”昂起来,是邓稼先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作出的最重要贡献。
  “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1962年9月,邓稼先领导完成的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关键性难题,被数学家华罗庚称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两年后的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为之欢庆,举世为之瞩目。随后,他又投入到氢弹的研制工作中。按照他和于敏提出的方案,中国第一颗氢弹在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邓稼先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周光召合写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这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的开创性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发挥着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丹心耀国
  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
  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个评价也同样适合邓稼先。
  邓稼先为人忠诚纯正、作风民主、讷言敏行、怀素抱朴,“是最具有农民朴实气质的科学家”。邓稼先作风民主,他担任领导职务,但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让同志们称其为“老邓”,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关心青年的成长和提高,培养和带领出一支有高度事业心、作风严谨、团结协作、勇于攻关的科技队伍。邓稼先在生活上从无要求,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给他配的专车,除了工作需要,从不使用。
  长期从事核试验工作,使邓稼先的身体受到严重辐射。1985年7月,他被检查出患了直肠癌,他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他进了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住院363天,动了3次手术,一直疼痛不止。即使这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占据邓稼先脑海全部的仍然是中国的核事业,忍着病痛和核物理学家于敏共同书写了《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临终前,邓稼先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1986年7月29日,积劳成疾的邓稼先被癌症夺去生命。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邓稼先具有纵死不悔的抉择和对祖国无限忠诚的情怀:“选择了核武器,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和付出。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据《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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