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画像。
　　《史记·太史公自序》，裴骃集解，1656年汲古阁版。
　　□黄西蒙
　　家谱是记录家族历史最重要的载体，普通人的名字与人生很难被记入史书，却可以写进家谱，被后世子孙铭记。但是，经过千百年的时光淘洗，家谱会中断与消失，现在多数中国人的家谱也只能追溯到明朝。
　　如今除了孔子家族等极少数群体，人们很难确知自己上古时期的祖先是谁。古人在此问题上，有同样的困惑，甚至连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想搞清楚祖先是谁，最早也只能追溯到五世祖朱仲八，是个生活在南宋中晚期的普通农民。再往前的先人，就完全不可考了。
　　相比之下，司马迁就幸运多了，他的家族传承和迁徙轨迹大致是清晰的，甚至能将祖先追溯到五帝时期，这也是他给《史记》定下的时间起点。也就是说，有史以来，司马迁的家族谱系都是比较清晰的。
　　这一方面，与史学家比普通人更加注重家族历史的考察与记录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司马迁的祖先并非平民，在先秦时期也属于贵族，这才让其家族历史得以保留下来。司马迁在《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便讲述了自己祖先的故事，但也有语焉不详之处，似乎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刻意铭记什么。司马迁记录祖先事迹如此低调，这到底是为什么？在《史记》和其他古籍中，是否还有关于司马迁祖先的记录呢？
　　得姓“司马”
　　或因失职
　　根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的记载，他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颛顼时期重黎氏。颛顼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这在《史记》的《五帝本纪》里写得很清楚。至于重黎氏，后世有不同的说法，按照司马迁的记录，这似乎是两个人，重掌管天文，黎掌管地理。但也有说法，重黎是一个人，而且就是火神祝融，是颛顼的曾孙。但此处还是应当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准，他认为祖先重黎在颛顼手下任职，并且其后代继续掌握天文地理。到了周宣王时期，有个名叫程伯休甫（亦作程伯休父）的继承者，被宣王赐姓司马，这就是司马氏的来源。
　　司马迁的这个记录来源何处？目前可考的，就是《国语》在记录楚国历史时的一句话：“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按照《国语》和《史记》里的记载，得姓司马，并非是因为战功而获得周王赏赐，反而是因为没能尽职，周宣王才让程伯休甫的后人以司马为姓氏，并世代掌管周朝的历史资料。这似乎是贬职的结果，但也有说法认为，程伯休甫辅佐周王有功才获姓司马。对于此处争议，我们仍应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准，他既然认同《国语》的说法，那么应当有其道理，更何况“失其官守”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司马迁却把祖先的这段往事记下来，也能见其务求真实的史学态度。
　　司马迁先祖
　　为秦国大将
　　东周时期王室衰落，天下纷争不休，司马氏在周惠王、周襄王之间的时期（大约是前652年）离开周王室，先到了晋国，后来又到了秦国，定居在一个叫少梁的地方。此地便是今天的陕西韩城，是公认的司马迁的故乡。
　　司马迁在《史记》里还明确记载了其他族人迁徙的路线：“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不过，司马迁祖先这一支，就一直留在秦国，最有名的人，就是秦惠文王时期的大将司马错。
　　以司马错的历史功绩，完全可以专门设置列传来记载，但司马迁没这么做，只是在《太史公自序》和《张仪列传》里写了几笔。如此低调的记录，也从侧面验证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精神。虽然司马迁的写作存在“夹带私货”的特点，但他笔下的“私货”是为了呈现历史的多重面向，丰富历史人物的形象，并为那些失败的英雄人物、主流话语看不见的市井角色树碑立传，而不是给自己的家族刻意“贴金”。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一些史料中，看出司马错的非凡才能。
　　首先，还是要看《史记》里对司马错的记录。在《太史公自序》里，就一句话：“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於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至于在伐蜀之前，司马错和张仪到底争论了什么，还得去《张仪列传》里寻找答案。
　　原来，在秦惠王（也称秦惠文王）时期，位于四川的苴国和蜀国闹矛盾，都向秦国求援，希望能得到援兵。秦惠王认为这是攻灭蜀国的好机会，但又担心伐蜀路途艰辛，以及韩国借机侵犯秦国，便犹豫不决。司马错坚持伐蜀，但张仪认为要先对付韩国，给出的理由，就是秦王应该把精力放在攻取中原上，最后能灭掉周王室，抢占象征天下权力的九鼎。而且川蜀地处偏远，是化外之地，何况攻打蜀国会劳民伤财，即便成功也意义不大。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张仪在此事上确实目光有些短浅了。秦国占领川蜀地区，就有了纵深的后方，也能对南方的楚国构成威胁。司马错对此看得更清楚，他有一段很深刻的分析：应该伐蜀，但不能伐韩国。因为蜀国弱小，且地域辽阔，如果能攻占蜀国，可以占据大片土地，进而扩充兵员，提高秦国的战力，还能增强秦王在天下的影响力。而周王室和韩国、齐国等国关系密切，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国很难抵抗。如果贸然与这些国家开战，秦国就危险了，远不如伐蜀的计划完满。
　　先祖战功赫赫
　　却未详记
　　最终，秦惠王采取了司马错的建议，命其率军伐蜀。关于这段历史，《华阳国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此书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志之一，是晋代史学家常璩在考察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风俗之后撰写的作品，其中的《蜀志》和《巴志》就记载了司马错伐蜀的历史。
　　司马错在攻灭蜀国后，还顺便灭了旁边的苴国与巴国，还顺着涪江向东南方向攻打，占据了楚国的小片地区。司马错战功赫赫，其实不止伐蜀一次，后来还有两次伐蜀平叛的行动，让蜀地彻底纳入秦国的版图。到了后来的秦昭襄王时期，司马错又率军伐魏，伐楚，还与名将白起一同作战。但这些都因为司马错没有在《史记》中有单独的传记，而并不被后世熟知。即便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录，也不算很详细。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曾经沿着祖先司马错的足迹，来到川蜀地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自己曾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当时中国的西南地区还有大量被视为蛮夷的部落，但在司马迁看来，这些都是与中原不同的文明景象，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通过实地考察，司马迁对历史的感知更加“直观”，也搜集到了很多故事和传说，或许正是西南之行，让司马迁在青年时代就对各地的风土人情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也为他创作《史记》奠定了基础。
　　继承父亲遗志
　　完成《史记》
　　在司马错之后，司马氏的传承关系就更加清晰了。司马错的孙子叫司马靳，是司马迁的七世祖，他曾经是白起的副将，共同参与了对赵国的长平之战，也因此后来被秦王赐死。（“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於华池”。）
　　《史记》对司马迁五世祖以来的历史是这样记载的：“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司马靳的孙子叫司马昌，还是在秦国做官，在秦始皇时期掌管冶铁事务。司马昌的儿子叫司马无泽，担任过汉朝的市长职务。这里的市长，应该是掌管一座城中市场事务的官员，官职不算高。司马无泽的儿子叫司马喜，是司马迁的爷爷，官至五大夫。秦汉时期实行的二十等爵制度中，大夫排在第五等级，但五大夫排在第九等级，二者名称很像，后世也常混为一谈，但实际上，司马喜的职位只能算官员中的中游水平，不算太高。司马喜的儿子，就是著名的司马谈了，他是司马迁的父亲，后来司马迁继承了司马谈的遗志，用毕生精力完成了《史记》。
　　从某种意义上讲，司马谈是《史记》最初的作者，没有司马谈的前期准备工作，就不会有《史记》的诞生。司马谈官至太史令，算是汉朝的史官，但他不仅研读历史文献，还精通天文历法。据司马迁记录，司马谈曾经跟其他学者学过天文、易学和道家思想，可谓博采众长，还写了一篇《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的点评，堪称经典之作。
　　对于诸子百家思想优缺点的分析，是这篇文章的特色。比如，司马谈认为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对管理国家有帮助，却刻薄寡恩，墨家主张节俭是对的，但过度节俭到了吝啬的地步，其实是不现实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谈对于儒家思想的看法：“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这的确戳中了儒家思想的命门：学说宏大而复杂，却缺少治理国家的简单纲要，费了很大的力气需研究里面的各种学问，却容易更糊涂，投入很大精力去钻研却很少有实际的“产出”。不过，司马谈特别强调儒家提倡的秩序感，父子之礼、长幼有别的思想，对其影响很大。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马迁——即便他受到了汉武帝的严重伤害，但他并未产生离经叛道的思想，只能把一腔愤懑投入历史写作中，在与古人的“对话”中获得精神的慰藉与升华。
　　而且，司马迁从一开始就思路很明确，他将黄帝到汉武帝之间的历史纳入同一个叙事体系，没有断裂与分离，而且“总体性”是越来越强的。对于自己祖先历史的记录也是如此，只要能追溯的祖先，他都会尽量列出，这是一种完整的、可持续的历史思维。
　　但是，他又不愿意把祖先的光辉事迹刻意摆出，大书特书，这也说明司马迁并非在记录“家史”，而是将“家史”融入整个天下的历史——对于司马迁当时的思想来说，还不能引入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但华夷之辨的思想已经产生，通过书写一个庞大的历史体系，来构建一个主流的历史叙述脉络，这正是司马迁的史学精神。他对祖先历史的记录，也是其中的一个侧面。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