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我此前没料想到的一个困境是，从一位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变成全天候护理人员。”
　　说这话的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他的父亲以96岁高龄过世未久，母亲今年85岁，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症。过去三年多，照护父母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原本的生活遭到切割、压缩。日前，胡泳在媒体上公开袒露了这三年多来的心路历程。在他的自述中，不仅有细节记录，还有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换尿布、擦屎擦尿
　　被编入自动化程序
　　母亲今年85岁，是阿尔茨海默症重度患者。我生活当中的核心问题是，天天追问她，你现在要不要尿尿？要不要大便？如果有一天，她既没有尿湿裤子，也没有拉在被窝里，我就觉得这一天好有成就感。
　　有那么几个月是我一个人管他们俩（当时父亲还未去世）。早上起来，我先准备早饭，管理母亲的大小便。做饭、洗衣、拖地、擦灰、刷碗、洁厕……白天做这些事，晚上也很痛苦。母亲不睡觉，经常折腾。我很恐慌，怕她拧开某一个什么液，给喝了。我瘦了很多，真的非常辛苦。
　　我是典型的“三明治一代”：我的孩子未成年，我要养孩子，同时要养老人。所以一开始，我动了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的念头。我带父母去看了，回来以后开家庭会，结果父亲愿意去，但母亲不同意。她那个时候是轻度症状，对很多事情还是明白的。母亲拒绝以后，我就跟兄弟姐妹说，我们要做好很充分的在家照护的准备。
　　可无论你做多少准备，也是没有用的。随着父母哪怕是最小的任务，例如吃饭、穿衣服和上厕所，都渐渐需要帮助时，你会感觉自身被带到一个奇怪的、不真实的世界中。你会陷入换尿布、擦屎擦尿、洗澡、洗床单、做饭的自动化程序里。
　　关于遗嘱和死亡
　　可放在桌面上谈
　　很多时候，我会质疑，自己做这些事的意义在哪里？
　　去年“十一”假期，我们子女三人跟父亲围坐在桌旁，很严肃地谈了一次话。父亲花了好几天，写了一份正式的遗嘱。他写了这一生当中做过什么，哪些是他骄傲的，哪些是他怀有遗憾的，以及他最后的心愿：“不要悲伤，不要搞任何悼念活动……”我们和他谈了什么是临终关怀，如果进医院，应该怎么办。
　　去年10月中旬，父亲去世了。虽然我很悲伤，但整个过程中，我的心情是平静的。
　　怎么跟老人讨论死亡这件事情，我觉得需要坐下来认真地说。我不觉得这种做法适用于所有家庭。凡是有条件的，父母比较开明，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特别大的矛盾，我非常建议将这些重大的事情放在桌面上谈。
　　在照护老人这件事情上，也需要开家庭会。怎么分工？去不去养老院？得病了怎么治疗？……中国人有个特点，很多事不明说，说了好像伤和气。恰恰是很多时候你不明说，暗流的涌动就会导致很多矛盾。而且，这个最好在父母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晰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开这个家庭会。
　　当你真到了那一步
　　要心甘情愿地被照护
　　刚开始的时候，母亲很清楚地知道，这是胡泳，我最小的儿子，我很疼爱他。慢慢地她开始糊涂，把我当成我哥，然后直接喊我“老哥”。
　　在照护父母的过程中，我常常想：你们最好能心甘情愿地被我照护，这对我来讲是最省事的。你们千万不要跟我讲“我不需要你照顾，我挺好的”。因为那会给我增加很多的麻烦，只会让我更累。
　　老人对孩子最大的帮助，是他（她）欣赏你为这些事情做出的努力，承认你的努力，不需要对你感恩戴德，但是可以为你感到骄傲。
　　父亲去世之前曾写过“胡泳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他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我很感谢，父亲看到了。
　　有时我会想，以后我走这条路的时候，能不能处理得更好？我老了，当我的孩子要来照顾我，我能不能放心大胆地把我交给他们照顾，而不去说你不要照顾我。或者当孩子没有力量照顾时，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养老院，我想过一种什么样的晚年生活，我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我的抢救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进不进ICU……
　　归根结底，你需要被照顾的时候，就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也没什么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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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什么解救快被压垮的照护者
　　胡泳的这番自述，戳中了很多人的隐忧：如果是我，该怎么办？照顾失能老人，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艰巨的任务。如何为这些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撑，就很值得社会探讨。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求助养老机构，但总体来看，目前养老机构的建设尚不能完全满足需求。
　　而无论是送养老院还是请护工，经费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推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帮助家庭分担成本，已成为一种主流的解决思路。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49个城市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人群超过1亿。
　　此外，对于照护者而言，面对失能的家人，要做好长期照护的准备，学会自我平衡是照护者的必备技能，比如每天留出关爱自己的时间，适当做一些心理疏导。否则，持续消耗身体和精力，自己很快会进入失控状态。
　　据澎湃新闻、《半月谈》《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