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哈尔滨特委国际交通局旧址（现道里区西头道街27号）。  
张宗伟画像  
　　▲中共哈尔滨特委国际交通局外国人会见处旧址。  
　　张宗伟用于携带秘密文件的藤条箱。  
　　□王诚宏
　　抗日战争时期的哈尔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隐蔽战线的斗争，同样充满风险。中共地下交通员张宗伟以对党的忠诚，对日伪统治的仇恨，机智勇敢地投入到隐蔽战线的工作中，以开杂货店为掩护，巧妙地用双层水缸的夹层保护党的文件；用藤条箱秘密传递情报，机智勇敢地一次又一次成功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成为我党杰出的情报战士。
　　一
　　赴俄谋生 参加十月革命
　　张宗伟，又名张忠伟、张有为。1882年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农村。17岁时，为生活所迫，只身“闯关东”。后遇俄国人在东北招工，便前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先后在几家工厂当雇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在当地参加了由华侨工人组成的红军游击队，配合俄国工农武装，转战贝加尔湖以南的赤塔、伊尔库茨克一带。在战斗中，张宗伟负伤后在聂尔欣斯克林的阿格拉菲娜·库普里科娃的家中养伤。在阿格拉菲娜的精心照料下，张宗伟的伤势逐渐痊愈，两人也碰撞出爱情的火花，并结为伉俪。不久，张宗伟被提升为游击队政治委员和非常委员会委员。该地区局势趋于平稳、革命任务暂告一段落后，这支华侨红军游击队自行解散。
　　二
　　携妻来哈 投身抗日救国
　　1921年，张宗伟携妻回国，曾在黑河附近的一处金矿当淘金工人。由于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经人推荐，来到室韦（又名吉拉林）南部的一个小镇，在设治局（负责管辖区域内行政事务的机构）当翻译。1927年，张宗伟在扎赉诺尔的一处中苏合办的煤矿中做工，后被选为工联组长。1929年7月，煤矿关闭。为寻找生活出路，全家迁至哈尔滨，住在道里偏脸子五道街（今安静街）的一个大杂院里。彼时的张宗伟，由于长期的劳累过度染上肺病，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妻子给人家洗衣服、擦地板等赚钱维持。张宗伟虽然赋闲在家，但他利用一切时机进行革命宣传，经常向左邻右舍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人民的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他的一些言论和举动，引起了同院的油漆工邻居袁品富（中共地下党员）的注意。袁品富把张宗伟的情况向组织进行了汇报，并经组织允许，开始接触、了解张宗伟的出身、经历和思想表现，有意识地观察他、培养他，使张宗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1931年，经袁品富介绍，张宗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
　　开店掩护 机智藏密避险
　　九一八事变后，设在奉天（今沈阳）的中共满洲省委处境日趋困难，为了更好地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国，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机关从沈阳迁至哈尔滨，张宗伟担任交通员工作。为工作方便，在张宗伟的积极要求下，党组织把他的住所指定为地下革命活动秘密联络站。前屋开店作为掩护，联络站就此成为中共满洲省委秘密开会和外地人员来哈联系接头的重要场所。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李实（魏抱一），抗日将领周保中、李兆麟，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杨一辰等都曾在这里留宿。
　　1932年冬，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成立一处地下印刷厂，负责印刷文件及抗日宣传品。为稳妥起见，中共地下党组织出资在道里经纬三道街租了一处有前后屋的房子给张宗伟，前屋开店，经营糖果和油盐酱醋；后屋放置印刷机器，随时印制文件和宣传材料。为应对敌人搜查，张宗伟在屋里放置了一口双层缸底的水缸，水缸里盛满水，将文件及材料藏于双层缸底的夹层中。
　　1933年秋，刚刚任职中共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的李兆麟，奉省委安排，在张宗伟位于铁路公园（今儿童公园）正门北侧的住处开办干部培训班，轮训干部。每当上课时，张宗伟都坚守哨位，观察动静。干训班开办期间，既没有被日伪敌特察觉，也没有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
　　同期，负责中共满洲省委与位于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联系的地下交通员不幸被捕。此后，这项工作便由张宗伟继任。彼时的张宗伟，出门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脚穿黑皮鞋，将自己装扮成商人模样，随身携带一只藤条箱（把秘密文件藏于箱体夹层），以做生意为名，频繁往来于哈尔滨与上海之间。
　　一次，张宗伟去上海送文件，列车开进山海关站后，突然上来几个日本军警搞突查。张宗伟趁人不备，把手伸进藤条箱夹层，将秘密文件抽出，捏成一团，侧身将其吞入口中并咽下，从而应付了敌人的检查，顺利到达上海后，向上级进行了口头汇报，完成了组织交付的任务。
　　四
　　动员妻儿 辅助传递情报
　　在张宗伟的影响下，妻子阿格拉菲娜利用自己是俄国人的有利条件，成了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一次，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被日伪当局逮捕，关在市立医院疗伤。组织派阿格拉菲娜前去确认。阿格拉菲娜来到医院门口，对两个值岗的警察谎称：“有个亲戚患病，我想进去找一找。”警察见她是个外国女人，便同意了。她逐个病房察看，最终发现了头部缠满绷带的同志，回来便报，为组织营救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同时，张宗伟还不时对子女进行革命教育。那时，张宗伟家门口经常出现一些商贩，每当张宗伟通过叫卖声与商贩对上暗号后，便让子女去买一些他们卖的东西，无论哪个孩子去，都把找回的零钱紧紧攥在手里（钱里藏着情报），到家后交给父亲。
　　有一次，中共地下党组织得到日本特务机关准备逮捕杨一辰的情报，便让张宗伟立即通知杨一辰转移，并把存放在杨一辰那里的文件取回来。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张宗伟带着12岁的大女儿来到杨一辰住处附近，小声告诉大女儿与杨一辰的接头暗号。而后，机警的大女儿扮成讨饭者敲开了杨一辰的房门，将情报告知杨一辰，并取回了文件。待前来抓捕的敌人赶到时，杨一辰早已乔装转移了。
　　五
　　遭人出卖 55岁英勇就义
　　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被撤销，同时成立中共哈尔滨特别委员会。4月，张宗伟被安排在中共哈尔滨特别委员会国际交通局外国人会见处工作，专门负责接送和掩护外国来华人员。张宗伟将妻子与孩子另行安置（经人介绍，给伪第四军管区司令于琛澄的俄国太太当佣人，带着孩子住进于家的车库）后，领取了组织上拨给的150元经费，把家搬到道里中国大街附近的炮队街（现通江街）100号的一栋俄式平房，以开店为掩护，设立外国人会见处，旨在中共哈尔滨特别委员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不受阻碍。
　　1937年3月1日，中共哈尔滨特别委员会宣传部长傅景勋叛变。日伪当局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策划，于4月15日以哈尔滨为中心，在滨绥、滨北各铁路沿线进行大搜捕，对全东北的抗日爱国人士实施血腥镇压（即“四一五”事件），中共哈尔滨特别委员会由此遭到严重破坏。4月16日，中共哈尔滨特别委员会书记韩守魁被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他将组织机密和盘端出。
　　此时，一场隐蔽战线的工作会议即将在哈尔滨召开，一些外地交通站的人员正在赴哈途中。4月20日晨，张宗伟刚送走最后一位接头的同志准备撤离，就被破门而入的日本宪兵抓捕，并在地窖中搜出了中共党组织的秘密文件。在道里监狱，敌人对张宗伟施以各种酷刑，但他始终守口如瓶。7月26日，在哈尔滨太平桥圈河，张宗伟被日伪当局杀害，时年55岁。张宗伟牺牲后，妻子阿格拉菲娜和子女被于家撵了出来，住进了贫民窟。
　　哈尔滨解放后，人民政府找到了阿格拉菲娜及张宗伟的子女，给予了他们妥善的安置。1948年10月，阿格拉菲娜将珍藏已久的张宗伟携带秘密文件时用的藤条箱，捐赠给了东北烈士纪念馆。
　　1932年至1937年期间，张宗伟在抗日救国最为艰难的日子里，忠诚于党的事业，靠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一次又一次地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甚至动员妻子儿女都投身于革命活动，令人素然起敬。即使在当今的和平环境中，仍然需要人们以张宗伟这种甘于奉献的赤诚担当，热忱地投入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各项工作中去。（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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