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

哈尔滨电车工人英勇开展反日斗争

字数:3,267 2025年11月27日 副刊

  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时的电车厂。  
  赵一曼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时的电车。  
  赵一曼烈士塑像。  
  □王诚宏      
  1932年2月哈尔滨沦陷,整个城市陷入日伪的黑暗统治之下,各界民众反日反帝的抗争情绪愈发强烈。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哈尔滨成为东北北部工人队伍最为集中的城市,铁路工人、电车工人、制粉油坊工人、制鞋工人等构成了城市工人阶级的核心。中共满洲省委因势利导,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其中赵一曼等领导的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振奋了民族精神,压制了日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士气,成为那个时代工人运动的重要成果。
  一
  在工厂在工地在作坊
  传播进步思想领导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赵一曼与黄维新(化名“老曹”)受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遣,于1932年春由上海赴东北考察工人运动情况,先到大连,后到奉天(今沈阳市)。不久,黄维新奉命去哈尔滨。赵一曼留在奉天,负责女工部工作。期间,参与领导了沈阳纱厂、烟厂女工反对资本家剥削压迫,要求增加工资的大罢工。同年秋,为了推进工人反日运动的开展,党组织派赵一曼赴哈尔滨,任市总工会秘书兼女工部长,后任满洲总工会筹备处党团组织部长。同时,为应对日伪当局盘查,党组织决定由她与黄维新(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负责工人运动)组成“家庭”,以便开展工作。
  当时的哈尔滨,是东北北部地区工人队伍最为集中的城市,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哈尔滨工人阶级始终站在反日斗争前列,采取和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反日斗争,打击日伪当局的嚣张气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开始关注哈尔滨电车工人的斗争,重视这支饱受剥削和压迫的有觉悟的队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机关从沈阳迁至哈尔滨,更加重视哈尔滨电车工人的反日斗争。1932年5月,中共哈尔滨电业局支部成立。此后,中共党团、工会、反日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还借伪电业局(包括电车、发电两厂)招考车掌(即乘务员)之机,派遣人员打入电车厂,开展地下工作。赵一曼来到哈尔滨后,更是频繁地深入电车工人群体,宣传反日理念,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在日伪当局的残酷压榨下,电车工人团结一心,许多青年工人纷纷加入中共地下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为开展反日活动打下良好基础。
  二
  日伪以势欺压电车工人
  反压迫反欺凌斗争不息
  哈尔滨有轨电车自运营以来,电车工人为反抗日伪当局的剥削和压迫,曾先后进行过多次罢工。其中,大规模罢工有三次:第一次是1931年8月17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官员乘车不买票,并殴打司机和车掌,激起全体电车工人的愤慨。于是,电车工人举行罢工。第二次是1932年11月3日,伪警备二旅的团副孙秀峰乘坐电车时拒绝买票,并殴打司机和车掌,由此引发电车工人罢工。第三次是1933年4月,赵一曼参与领导的哈尔滨电车工人第三次大罢工,对日伪当局给予了有力打击。
  1933年4月2日晚8时许,2号电车从道外开往哈尔滨火车站。伪宪兵王文昌身着便衣在正阳街站上车,车掌张鸿渔(16岁,共青团员)让王文昌买票,王文昌不买,扯住张鸿渔的衣服便打。车开到西门脸(今景阳街与承德街交会处)刚刚停下,王文昌又将张鸿渔拽下车拳打脚踢,并把张鸿渔拉到宪兵队继续毒打,打得遍体鳞伤。伪电业局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不同情张鸿渔,反而责骂张鸿渔给公司惹祸,并声称要将其开除。其他电车工人闻讯后极为愤慨,当晚没到收车时间,便提前收车回库。
  中共哈尔滨电业局支部得知情况,立即报告上级组织。黄维新、赵一曼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连夜来到电车厂,指导中共哈尔滨电业局支部利用这一事件,领导电车工人举行罢工,借此反抗日伪当局的压迫。随后,又来到电工学校宿舍(今南岗区国庆街11号),先后召集党团联席会议和司机、车掌大会,成立了以中共党团员、工会会员为骨干的罢工委员会,组织了纠察队、组织部、宣传部;此外,还有一个武术小队,用于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时,还设置了探听消息的交通员。赵一曼和工人们一起制作漫画、书写标语、刻印《电车工人告哈尔滨市民书》及其他宣传材料。在天色未明之际,他们便走上街头,把漫画、标语和传单分别贴在正阳街、桃花巷、火车站、教堂街、新城大街、电车总厂和电车行驶沿途的墙壁上和电线杆上,揭露伪宪兵殴打电车工人的罪行,说明电车工人罢工的原因,呼吁各界民众对电车工人给予支持和帮助。
  4月3日清晨,街面上没有一辆电车行驶,站台站满了等车的乘客,他们看到标语、漫画和传单,知道了伪宪兵殴打电车工人的恶行。此事很快传遍市区,各界民众纷纷对电车工人表示同情和支持,“三十六棚”的铁路工人还捐款支援电车工人的罢工。
  在黄维新、赵一曼的领导下,罢工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一致通过向宪兵队和伪电业局提出复工的五项要求:一是给受伤者抚恤金50元;二是撤换宪兵队长;三是交出凶手由电车工人惩办;四是赔偿受伤者医药费;五是伪电业局担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对此,日伪当局采取多种手段,先是笼络瓦解,然后使用武力恫吓威胁。4月4日,警备队和警察将罢工工人重重包围,伪电业局总办高文垣威胁电车工人:立即复工,否则即予开除。工人们坚决表示:不答复条件,决不复工。由于市内交通陷于停顿,日本宪兵队再三催骂伪电业局,高文垣在日本人的训斥下,不得不向工人道歉,答应了工人的复工条件。随后,中共党组织经过分析和研究认为,此次罢工已经收到很大效果,决定4月5日正式复工。
  三
  团结就是力量
  斗争才有希望
  对于这次哈尔滨电车工人的反日大罢工,193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41、42期两期合刊本刊登了《哈市电车工人大罢工》的评论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此次罢工的原因及斗争过程。5月31日,《斗争》第43期在《论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斗争与团的领导》一文中,进一步论述了这次工人罢工的意义:哈尔滨电车工人的这次罢工,是在(中共)党与团组织的领导之下,用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给日伪当局的压榨以有力的回击。这一斗争包含着非常重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国”的政治意义。此前,电车工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受到了残酷的压榨,取消花红、奖金,工资由哈大洋改“国币”,任意罚工资、任意殴打等。这次罢工斗争正是为了反抗这些压榨而爆发的。
  1934年二三月间,日伪当局通过叛变分子窦成瑞(别名窦昆,电车司机)查明电车工人罢工的内情后,进行所谓的“政治犯大检举”,两次对电车工人进行大肆搜捕,中共哈尔滨电业局支部的党团和工会组织均遭破坏,王知一(即王成栋,支部书记)等党员、团员及工会会员30多人被捕。4月,因叛徒出卖,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也遭到严重破坏,满洲总工会党团书记黄维新(同年在哈惨遭杀害,时年31岁)、巡视员王守贤等被捕入狱,受尽酷刑。
  1933年10月至1934年2月,赵一曼出任哈尔滨市总工会党团代理书记。1934年7月,赵一曼受中共满洲省委指派,到哈尔滨东部的珠河县(今尚志市)开展抗日游击工作。先后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1935年春,县委派赵一曼任中共铁北区委书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同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率部活动于哈尔滨以东地区。11月15日,在铁北左撇子沟为掩护部队突围作战中负重伤。11月22日,赵一曼在养伤住地被俘。此后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并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小北门外英勇就义,时年31岁。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哈尔滨工人群体,广泛传播进步思想,积极组织工人运动,以反日反帝反封建为核心纲领,凭借灵活巧妙的斗争策略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取得胜利。此次罢工胜利不仅载入中国工运史册,更激发全市各界民众的反日爱国热情,凝聚起抗日救国的磅礴力量,其精神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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