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作者（后排右一）及哈量宣传部同事与东北烈士纪念馆抗联精神宣讲小分队成员合影。  

　　□来勇勤
　　宽阔笔直的和平路北侧座落着一大片乳黄色的欧式楼宇，那是哈尔滨量具刃具厂。1970年，我趟着没膝深的雪，走进厂去学徒。当时我16岁。
　　早年，我对那里有过诸多猜想。远远地望着蓝天下那座高耸的哥特式主楼，还有长街旁那些精美的巴洛克式附楼，犹如海市蜃楼。我心里认定，那是一处文艺殿堂。走至近前看过厂名，又想当然地把厂里的产品与学生文具盒里的格尺和刻刀联系在一起。直到进厂后才被震惊，原来这里是全国最大、最先进的量具刃具厂，生产着近百类、数万种规格的产品。这些产品号称工业的牙齿和眼睛，社会各项生产活动都不能离开。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里面都有我们厂的技术。那些精度极高的测控产品，为发展中国尖端科技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时厂内国营职工有七八千人，加上附属厂人员，号称万人大厂。我们厂的各种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每一件都是刚下线就带着热乎气被买走。据说很多客户往往为了一把卡尺或几根钻头，在厂宾馆等待好长时间。我们厂的商标，菱形外框套着双环，象征着质量和信誉。
　　报到那天，厂内高大的树木虽已落叶，整齐的花坛也已空旷，但仍能想见这座花园工厂在夏日里柳绿花红的盛景。我被分配在离主楼最近的机修车间当大修钳工。
　　带我的韩师傅是我们钳工一组的组长，是入厂最早的工人，他常对我讲起建厂时的往事。我们厂是建国初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由苏联专家苏莫夫斯基主持设计，1950年开始筹备并实地勘察选址，1952年8月破土动工，1954年1月试生产，1955年1月18日经国家验收后正式开工生产，成为援建项目中首个投产的企业，填补了我国精密制造业的空白。
　　韩师傅心直口快，有一天训了我一顿，说我整天不吱声，与人不随和，像个冤种，以后在社会上肯定没法立足。我挨了训，心情不好，中午没去食堂吃饭，独自坐在房顶吊车的驾驶室里。从上往下俯视空荡荡的车间，心里空落落的。反复琢磨韩师傅的话后，觉得自己确实挺不对劲儿。
　　此后，见到同车间的每个人，我都主动打招呼。在厂区碰到陌生人，只要目光偶然交汇，我也会点头示意。予人微笑，心有余光。有一天，我在厂部门口遇见厂革委会主任潘维智，竟大着胆子冒然地向他问了一声好。他目光如炬，不苟言笑。结果面对我这个毛头青工，却笑得很灿烂。
　　那时候的国营大厂都是“国宝”，主要领导均为重量级干部。我们厂建厂时的书记、厂长离任后，一位担任了哈尔滨市委第二书记，一位担任了省机械工业厅厅长。潘主任的后两任厂革委会主任，一位曾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一位曾任哈尔滨市委候补书记。我们职工都以他们为荣。
　　当时厂里配有一辆轿车，这可是稀罕物，在哈尔滨的大街上，半晌难见一辆。这辆轿车产自东欧，后车身呈半圆形的那种。不过这么高档的轿车，也曾在关键时刻掉过链子。有一年春节，省里在北方大厦举办团拜会，我们厂主要领导前往参加。没承想，出发前车轱辘突然不转了。情急之下，厂办调来厂医院的救护车救场，结果在会场大院外被拦停了。最后，厂领导只好下车步行进院。
　　后来，韩师傅自愿报名，参加三线建设。那些年，我们厂作为全国同类龙头企业，曾援建和分迁了成都量具刃具厂、中原量仪厂、青海量具刃具厂、桂林量具刃具厂和关中工具厂等五个同等规模的工量具厂，先后调出骨干人员1764人，设备数百台，推动了全国工业布局调整。他搬家前，我去他家看望。他住在厂区东侧和平路旁的一处草房里，离省政府不远，大概是建厂时留下的工棚。韩师傅开门后，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拉我坐到炕上。我们师徒二人眼里满是泪水。后来，韩师傅家那片拆迁，建起了厂子弟中学。
　　于师傅是我的第二位师傅，大我10岁，处事老成。我们机修车间负责将厂里那些超过运转时限的机器翻修，以达到出厂标准，这是产品精密度的保证。一到月初，需要大修的机床会从生产车间运来拆解。每逢搬动大件时，于师傅总是抢着抬重的那一侧。他说我岁数小，身子骨还没长成，尽管他身体也不壮实。
　　我们把磨损的零件找出来，标准件从库房出，非标准件由技术员测绘后交机加工段，等待车、铣、刨、磨各班组加工。逢空闲时间，我们便清洗工作服。工厂的惯例都是由徒弟给师傅洗工作服，可于师傅始终都是和我一起洗。大修钳工的工作服多被油污浸透，洗前得用苏达粉泡，然后将其铺在水磨石地面，用马莲根刷子刷，是个累人的活儿。这些往事令人难忘。
　　尽管当时已经有了一份受人羡慕的好工作，但我最大的心愿还是上大学。为了迎接那美好的一天，从入厂起，我就开始自学。我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在校学习的经历是极为特殊的。我自学了初中和高中的课程，以数学为例，从正负数开始学，一直学到微积分。师兄滨生出身教育世家，极善理科。我遇到难题总向他求援，每次都能得到详细的解答。后来恢复高考后参加考试，我对数学成绩最满意。我常想，滨生本该成为数学家的。
　　在当年兴起的工人学理论热潮中，经过层层选拔，我成为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成员。我们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积极研讨，并对职工进行辅导，增长知识的同时，也丰富了生活。我们四个组员写出的学习体会，还发表在了省级理论刊物上，为厂增了光。
　　那次中央芭蕾舞团《红色娘子军》剧组来哈演出，省城新闻界组织各界代表举行座谈会。我被厂里推荐，作为青工代表，先在省展览馆观摩了演出，又到北方大厦参加座谈。在会议桌旁落座时，我紧挨着“琼花”和“连长”。我的发言很流畅，会后主办方老师对我给予了好评。
　　我知道自己能出席这类活动，完全是因为我们厂被重视。那时，社会上一有文化活动，就会邀请大厂产业工人参加。
　　那天在班组休息室，我隔窗第一次望见我们厂的老书记康克。他刚复出，任厂革委会主任。尽管经历过运动，在家赋闲几年，但复出后走起路来仍然意气风发。
　　一个厂休日，在工厂西端王兆铁路甩进厂里的专用线旁，厂部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整理货场。中间休息时，我正巧挨着康书记坐。他随手捡起一块深色的结晶物（溶铸产品包装盒后落下的废料），仔细端祥。他问我结晶物像什么，我看不出来。他说像一头雄狮，天然的抽象艺术。值得一提的是，康书记的夫人毛书记，当时是我厂隔和平路相望的哈尔滨亚麻纺织厂的一把手。两厂在同行业中均名冠全国，号称“夫妻厂”，成为美谈。
　　我是进厂八年后才去上大学的，这八个年头，使我从瘦弱变为强壮，从稚气变为成熟。毕业时，我们厂的娄厂长对我说，如果毕业分配不随心就回厂里来，他已与徐书记碰过头，考虑好了我的职位。尽管最终我按照分配去了新的单位，但我心爱的工厂一直留在心里。不仅仅因为它的壮美、洋气和声名，还有它给予我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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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以随笔、散文、杂感等不同文体，对文化多元、风貌独特、底蕴深厚的哈尔滨，作出形象、深刻、诚挚的解读。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打捞、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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