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一家早年住在道外区南二道街的小屋里。
　　如今李勇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复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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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鸣霄 文/摄
　　站在松北区中观国际家中的窗前，市民李勇俯瞰着“一湖三岛”的粼粼波光，又回忆起儿时老道外大杂院里那个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的小屋。李勇61年的人生就似老道外的变迁史，而串联起他人生每一程的，正是“中华巴洛克”的老建筑里，那片天棚之下的烟火人间。
　　天棚之下
　　12户人家的“融合生活”
　　李勇的爷爷当年是经营纺织厂的民营业主，公私合营后，爷爷在道外南二道街40号一座中华巴洛克式二层小圈楼里获得了一套50平方米的安置房。
　　这座二层小圈楼里，一层住了6户、二层6户，12户人家共住一个大杂院。最小的房子只有20多平方米，而李勇的爷爷、奶奶带着8个孩子，直到后来孩子的孩子们出生，就一直挤在那50平方米的小屋里。打吊铺、加隔间，硬是在这老圈楼繁复的雕花外墙里塞进了整整一家四代人。
　　“那时候穷，但热闹。”这是老道外大杂院共同的记忆。“谁家炖肉了，全院都能闻到香味，谁家吵架了大家都去劝，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全院一起庆祝。”在李勇的记忆里，这片天棚之下有着更具体的温度：谁家有事出门了，钥匙必定存在邻居那里；一到晚饭时满院飘香，邻居们把这叫“锅气”，谁家做啥好吃的全院都知道，互相投喂是常事；几乎没有人锁门，却从不会丢东西；谁家孩子结婚，整块大红布往院子里一挂，支起炉子做饭，家家户户帮着忙活。
　　李勇5岁那年母亲早逝，父亲再婚搬离了大杂院，年幼的李勇和妹妹就由爷爷、奶奶抚养。李勇记得，对面屋每次包饺子，必定给他们这两个没妈的孩子端来一碗。李勇所在的南勋幼儿园老师们心疼他，分水果时总让他挑大的多拿几个。这些温情，让他在失去母亲的大杂院里，没有失去温暖。
　　位于大杂院深处小胡同里的室外公厕，是充满时代特征的“集体记忆”：两个蹲位，一男一女，早上排队是常态。晚上胡同里没有灯，伸手不见五指，女的上厕所得男的陪着。年久失修的蹲坑板子经常被踩折，总有居民掉下去……
　　但就在这样一个大杂院的小房间里，李勇的父亲考上了北京大学。父亲结婚时，爷爷奶奶从本就局促的空间里又间壁出一间小屋，单开了一扇门。后来小叔结婚，再次间壁。这种在极限空间里创造可能性的智慧，正是老道外大杂院留给李勇最深层的精神底色。
　　“从小到大直到成家，我总在幻想什么时候能改善住房条件，换个大点的楼房住，想着能有自己学习的地方，哪怕搁张板都行。女儿出生后，更是想着能让女儿有个学习的空间该多好。”李勇说，这种对“一方书桌”的执念，对“学习空间”的渴望，在逼仄的中华巴洛克小屋里生根，最终成为他后来人生跃迁的内在驱动力。
　　告别大杂院
　　城市发展中动迁入新居
　　2007年，道外南二道街因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改造而启动搬迁。李勇家被动迁安置到陶瓷小区。“陶瓷小区动迁房的政策非常好，还多给10平方米，价格在两千多元一平方米，是两室一厅。”在陶瓷小区宽敞明亮的新房里，李勇终于实现了让自己和女儿有个书桌的梦想。
　　那段在陶瓷小区实现“书桌梦想”的日子，是李勇从“中华巴洛克”大杂院走向现代城市生活的关键一跃。虽然几年后李勇又搬离了陶瓷小区，在自己的企业附近买了房，但陶瓷小区的那套房子他至今一直没有出售。“那是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改造让我走向新生活的见证，留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重返老宅
　　圈楼里的老房子“换了人间”
　　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焕新后，李勇和两位年纪相仿的老街坊组团回去探访过老宅两次。那座承载了他们出生、长大、结婚、生子前后几十年人生的二层小圈楼，如今变成了街区里的一家饭店——起先是山东菜馆，现在是饺子馆。“有时候路过，也会特意进去看看。”
　　房子还是那个房子，但“换了人间”。“我们的搬迁，腾退出了一个景区，一个城市新地标，这也让我非常自豪，能让更多人知道老道外，知道哈尔滨。”李勇说，这是他的心声，也是许多老道外原住民共同的心境。
　　人生跨越
　　“中华巴洛克”带来精神财富
　　“中华巴洛克”给了李勇什么？李勇说，是12户人家共用一个大杂院时学会的分享与信任，是“锅气”里熏陶出来的热络人情，是吊铺之下父亲苦读成材的精神示范，是在蜗居里塞下十几口人却从不丧失尊严的生活哲学。
　　通过创业，李勇曾经开过一家塑料制品商店，效益非常好，后来他又开办了加工厂。如今，李勇一家居住在松北中观国际290多平方米的复式住宅里。从工厂销售员到企业家，从南二道街的大杂院到如今的复式住宅，李勇和千千万万的老道外人一样，完成了向新向上的跨越。
　　而他深知，这种跨越并非孤立的个人奋斗——它是哈尔滨解放八十年来城市发展的微观注脚，是“中华巴洛克”从杂乱无章到城市会客厅的宏大转型在他身上的投影。那种在拥挤中保持体面、在匮乏中保持慷慨、在变迁中保持记忆的品格，始终烙印在李勇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