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街64号院现在的样子。

　　老楼里的水磨石面楼梯。
　　作者当年住过的地方。
　　大安街旧称大坑街，东衔中央大街，西抵经纬街，位于霞曼街与东风街之间。1982年到1987年间，我家就住在大安街64号院深处那栋二层半红砖小楼的顶层。小楼几经修缮，早已不复当年模样，周边老屋也在一轮轮的改造中拆除，换成了整齐划一的新式多层楼房。搬离多年，每每路过，我总会不自觉地拐进院里看一看，尘封的往事，也跟着一点点浮上心头。
　　大嗓门子与一元菜
　　大安街64号院的日子，是从门洞旁的水房子开始的。那时院里各家都没有独立上下水，全院住户都要挤到门洞左手边的水房子接水，再用扁担挑回家里。看管水房子的那位大叔，身材魁梧，嗓门洪亮，邻里都唤他“大嗓门子”，虽然性子有些急，却是一位热心肠的人。隆冬时节，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常常把水管里的水冻成了冰，他便烧一壶开水，耐心把水管里的冰化开，大家便可以接水了。
　　院里唯一一处排污水的地方，是大家口中的泔水窖，一个用红砖和水泥砌成、大约一米见方的池子。窖池四周，挨着各家私搭的柈子棚，里面堆着煤块、木柈和零碎杂物。一到冬天，窖口周边便冻成硕大的冰包，落上积雪后格外湿滑，稍不留意就容易滑倒。
　　如今中央商城所在的位置，当年还是一溜平房的东风商场；大安街与中央大街交口西南角，便是大安商店，是周边居民清早买菜的去处。每天清晨六点钟，拉菜的货车准时停靠，把各种蔬菜卸在店外空地上，一堆堆码放整齐，奶柿子、茄子、豆角、大辣椒、小辣椒，新鲜水灵。为了买到好菜，人们一大早就在商店门井然有序地排起长队。
　　当年还没有塑料袋，买来的菜都装进棉布三角兜。这种兜子做工简单，大小随心，大一些的能装十来斤菜，花色各异，也有人随口叫它“裤衩兜”。耐洗耐用，脏了洗洗就能接着用，一个兜子常常能用好几年。
　　等到傍晚，店里剩下的蔬菜会降价处理，偶尔遇上“一元钱随便装”的特价菜，街坊们都愿意过去买一些便宜菜。母亲在医院上班，回家总是很晚，有时路过大安商店，也会顺手捎回一兜“一元菜”。
　　左邻右舍与大门洞
　　院里左右两排楼房都是室外楼梯，每层连着一条长长的公共走廊。二楼住户洗好衣服，就晾在门口拉起来的绳上，或是搭在走廊扶手上。邻里之间门对门，低头不见抬头见。谁家炸了鱼，香气能飘满整个院子；谁家夫妻拌几句嘴，全院都听得清清楚楚；各家的日子过得怎样，邻里心里也大都有数。
　　等天气渐渐暖和了，院子里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院里院外追逐嬉闹；阴凉通风的墙根下，主妇们坐在小板凳上织着毛衣，男人们围在树下下棋闲谈。二楼有位主妇，每到晚饭时分，总会站在门口高声唤孩子回家吃饭，嗓音清亮，一整个院子都能听见。
　　我家住的那一层，有一户四口人家：一对老夫妻，加上他们的儿子儿媳。老先生那时六十多岁，常穿一身黑色便服，体态微胖，气质谦和；他的儿子个子高挑，模样斯文儒雅，在一家大型国企做工程师。每天清晨，他都会到院外的人行道上背英语单词。我那时正准备高考，也习惯早起背书，常常和他相遇。碰面时彼此点头含笑，偶尔他还会说几句鼓励的话。后来，他和妻子一同去了国外。
　　我家那栋藏在院子最深处的二层半红砖小楼，楼道地面是水磨石的，两户人家共用一间厨房。我家隔壁住的是老王家，老母亲带着夫妻俩和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两家灶台紧紧挨在一起，谁家做了可口的吃食，总会互相送上一碗尝尝。他家的王叔叔是包工头，家里伙食向来不错，王奶奶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炖带鱼，香气飘出来，总能让人垂涎。他家的大女儿小红，当时十七八岁，性格爽朗，说话先带笑。她功课平平，却勤快能干，挑水、蒸馒头、摆摊卖菜，还要照看弟弟妹妹。她蒸出来的馒头个头大、暄软香甜。
　　64号院隔着大安街的对面，也有一个大院，两个大院的孩子们互不服气，时常凑在一起打群架。印象最深的是过年放鞭炮，双方的孩子各有领头的，点着鞭炮就往对面门洞里扔，鞭炮在封闭的门洞内轰然炸响，震耳欲聋。我当时正在上高中，少有掺和打闹的闲暇，只能远远听着热闹，却也真切感受到那份属于少年人的喧嚣与肆意。那也是大院孩子释放天性的一种方式。
　　红铁皮房与老俄侨
　　64号院门洞斜对面左前方，曾是一处煤场，场边有一间临街平房，一面无窗，屋顶覆着红瓦，门板包着黑铁皮。我放学路过时，常常看见一位俄罗斯老妇人坐在门前小板凳上晒太阳，样貌沉静，很像高尔基笔下那位外祖母。老人七十岁上下，皮肤白皙，脸上布着老年斑，脊背微驼，眼神深邃，待人总是带着温和的笑意。
　　她常裹着一方深绿底暗红花的大头巾，大半身子都被罩住；身上穿着棕色布拉吉，腿上套着棕色长筒袜，脚踩一双旧却擦拭得干干净净的棕色小皮靴。她不会说汉语。上世纪 80年代初，留在哈尔滨的俄侨已经不多了。出于好奇，我常常驻足观望，起初她并不理会。有一回我用俄语向她问好，她一下子露出了欣喜的神情，还伸出手，让我看她已经严重变形的手指和关节。听院里老人说，她是一位独居老俄侨，依靠政府救济度日。
　　她听不懂太多汉语，但日常用语尚能听明白几分。我妹妹上小学，模样清秀，夏天也常穿着布拉吉。老妇人很喜欢她，偶尔用俄语和她搭话，一来二去，两人渐渐成了朋友。
　　一次，老妇人托妹妹帮忙买面包，把钱和粮票递给她，然后指着粮票轻轻说着：“有的是。”
　　后来学校组织学雷锋活动，妹妹带着两名女同学，主动去帮这位老妇人打扫屋子。听妹妹回来讲，老人住在一间半地下室，没有窗户，白天也要亮着灯泡，屋里光线昏暗。陈设十分简朴：一张铺着棕色兽皮的沙发，一张摆着烛台的桌子，墙上挂着一幅画像。看见几个孩子进门，老妇人起初有些局促，等明白他们是来帮忙擦桌、扫地、擦拭烛台时，脸上慢慢漾开慈祥的笑容。在老师的支持下，妹妹和同学还走访了附近其他几位老俄侨，只是始终没能问出他们的名字。再后来，这些老俄侨陆续离开这里。他们去往何方，我和妹妹无从知晓。但我总愿意相信，即便离开哈尔滨，他们也会记得这座城市的善意，记得哈尔滨善良的孩子。
　　岁月匆匆，老院落、老门洞、老邻居，大多消散在时光里。那些冰天雪地里化开的水管、飘着饭菜香的公共厨房、门洞间少年人的嬉闹，还有红铁皮房边那位安静晒太阳的老俄侨，都沉淀成独属于大安街64号院的记忆碎片。这段朴素的巷陌往事，也成为哈尔滨城市记忆里，一抹温暖绵长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