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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物质富足，有些人热量超标，天天跟体重较劲。费尽十天半个月的力气才减掉一两斤，一顿聚餐饮酒，体重便有反弹，长肉永远比减肥来得快。我的减肥也遇上了瓶颈，就算坚持运动，还得继续控制饮食。目前已经改成一天两顿饭，难道还要挨饿不成？为此，我时常回想物质匮乏的年月，一顿肉带来的幸福感，那一缕悠远的肉香，总会在记忆里浮现。
　　过年开荤
　　20世纪60年代，粮食、副食品凭票供应，学生每个月口粮28斤，肉票只有半斤。我的父母是双职工，吃饱饭不成问题，可平日里大多靠粗粮度日，想吃上肉更是一种奢望，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几顿荤腥。刚到大年初四，餐桌上就又变回素菜，再也见不到肉的影子。也难怪，那时候孩子们盼过年，多半盼的就是一口肉香。我家孩子多，来往的客人也多，置办的那点年货实在杯水车薪，根本填不满大家憋了一整年的口腹之欲。
　　过年就代表着衣食丰足，家家户户都忙着备年货，把一年攒下的好东西全都摆上餐桌。那时候没有山珍海味，也少有鲜活鱼虾，猪肉便是过年餐桌上的主角。谁家备的猪肉充足，年就过得热热闹闹；猪肉不够，年味儿都显得寡淡几分。家家户户都想方设法置办猪肉。我家只能托熟人去肉联厂买些猪下水、猪蹄这类边角料，想要大块猪肉，还得另寻门路。大哥下乡后，每年回哈尔滨探亲，都会背回来一大袋冻猪肉。大哥带回的猪肉吃起来格外香，回味悠长。记得有一年，大哥坐绿皮火车扛回冻猪肉，因为猪血没有放干净，肥膘泛着淡淡的粉色，虽然品相不太好，但吃后满口都留有醇厚浓郁的肉香。
　　冻肉丢了
　　在那个年代，过年猪肉的存放也是一件大事。东北的寒冬就是天然大冰箱，保鲜不用发愁，可最需提防的就是被人偷走。猪肉是过年的重要食材，一旦被偷，对普通家庭来说损失不小。平日里家里养的鸡被黄鼠狼叼走，都要心疼好久，更何况辛辛苦苦置办的过年猪肉。那时候街坊邻里住得稠密，互相帮衬照应，入室偷盗不多，但撬板棚偷年货的事时有发生，每家每户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严加防备。
　　1970年，奶奶带着我们三个半大孩子，投奔地处大兴安岭的铁力县神树村的远房亲戚家暂住。春节前夕，奶奶特意买了15斤猪肉，用水浇透封冻，上面扣一口铁锅放在院子当中。奶奶坐在炕上，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那口铁锅，守着这份过年的指望。望着院中的冻肉，奶奶心里就踏实：家里有肉，这个年就不愁过。她的脑海里总浮现一幅画面：祖孙几人围坐一桌，吃着热气腾腾的肉馅饺子。能让孩子们在异乡过个衣食无忧的春节，是奶奶最大的心愿。可万万没想到，铁锅底下的冻肉，还是悄无声息地不翼而飞。莫大的自责与失落压得奶奶喘不过气，急得血压骤升，还引发了耳鸣。父母连忙寄来钱款，亲戚也出手接济，才慢慢宽慰好奶奶。
　　解馋时刻
　　那时候大伙对肉格外看重，连带和肉相关的人和物件，在心里都多了一层特殊的滤镜。去副食店买肉，总觉得柜台后的卖肉师傅特别神气，下刀切肉干脆利落，透着几分威风。每次买肉，都要小心翼翼跟师傅商量，能不能多切点肥肉，肥膘在当年可是解馋宝贝。不光卖肉的师傅，凡是和吃食打交道的人，都让人满心羡慕。去粮店打粮，就连盛粮食的瓢，都看得人挪不开目光。到合作社打酱油、醋，或是称散装白酒，会用一斤、半斤、一两、二两的专用提子，舀得满满当当，再顺着漏斗倒进自家瓶子。那时大家过日子都精打细算，就连漏斗最后滴下来的几滴酒、酱油、醋，大家都舍不得白白浪费。
　　当年我家和左右街坊相处和睦，平日里常常互相搭把手。有位邻居在饭店工作，跟着他家孩子去饭店找他，就成了我难得的改善伙食的机会。多数时候，饭店的叔叔阿姨会递过来一个烧饼，中间夹上一片猪头肉或是别的荤菜。表面上我尽量装作不动声色，心里却早已乐开了花。
　　我还有一桩解馋的乐事，就是跟着奶奶下馆子。奶奶天性乐观豁达，懂得享受生活，格外疼爱我这个守在身边的小孙子，外出吃饭总带上我。远在外地的大爷每月都会给奶奶寄钱，奶奶手头还算宽裕。一老一少坐到饭馆桌前，点一碗馄饨，再要一个烧饼。奶奶一边催我多吃，一边念叨：“你妈过日子太省，吃到肚子里才是真的得到，攥在手里就只是几张纸。”姐姐却不太认同这种想法，偶尔奶奶喊她一同去下馆子，她觉得下馆子吃饭，就是不会过日子，便总是推辞不去。这份口福，也就成了奶奶独留给我的偏爱。
　　奶奶这份通透洒脱，我一直十分敬佩。但如今九十岁的岳母，性格却和当年的奶奶截然不同。因担心电磁辐射，便不让在床头安装电视；每天按时服用降脂、补钙的各类营养品，盼着身体康健。可细细想来，两位老人同样热爱生活、珍惜当下，不过是所处时代不一样，物质条件天差地别，对生活的期许也就各不相同。
　　浓郁的肉香，深深烙印在我的少年记忆之中。这里藏着对朴素旧时光的回味，也饱含知足常乐的感恩心境。物质富足固然可贵，但那份内心的质朴纯粹，更加令人心生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