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哈尔滨非机动车行驶证。
　　1973年购买的缝纫机。
　　1972年、1973年购买的“罗马”牌、“菊花”牌手表。
　　当年的自行车发货票。
　　从小到大，家里的几件老物件，一直在我的记忆里闪着光，时常浮现在眼前。彼时，每当有新物件被带回家里，全家人都满心欢喜，并盼着日子越过越红火。
　　自行车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最早骑的是一辆自己组装的脚闸自行车。它没有商标，只在黑色车前叉上方，用红笔点了一个大红点作为标记。在那个年代，即便是如此简陋的自行车，也不是每家都有。父亲每月攒下几元钱，陆续买回一些零配件，几个月下来，攒齐零件就能组装成一辆自行车。这些配件颜色深浅不一，远不如商店售卖的成品整车干净漂亮。但每个月看着配件一点点增多，直到组装成车，这份满怀期待的过程，总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后来父亲卖掉这辆自行车，添钱买了一辆新的“孔雀”牌自行车，我则用它学会了骑自行车。初中毕业时，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台“飞鸽”牌自行车。
　　参加工作后，我花202元买了一辆带前后闸的二八型“凤凰”牌自行车。这在当时，已是价格最贵、品质最好的自行车了。可这辆高档自行车也让我操了不少心，无论停在哪里，都要额外加一把钢丝锁牢牢锁好；去热闹场所，还要花一角钱寄存。大概骑了一年多，一天夜里我忘了把它扛上楼，将其停在自家楼下被盗了。为此我急得上火，嘴角起了满嘴水泡。过了两个月，我又凑钱买了一台二八型“凤凰”自行车。这回再也不敢大意，每天下班后立刻把它扛上五楼，用链锁锁在楼梯栏杆上；有事外出，再扛到楼下。宁可这般上下折腾，也不能再把它弄丢了。
　　那时候，自行车是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上下班、接送孩子、买粮买菜都离不开它。我在前车架绑上一把小竹椅，就是女儿的专属座位；后车座有时坐着妻子。一辆自行车就这样解决了一家三口的出行问题，这在当年很常见，如同现在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后来我又从朋友手中花450元购入一辆女式坤车：弯弯的柠檬黄色大梁，前轮上方配有不锈钢条编织的置物筐，后轮带有白色塑料护罩和磨电灯。当年骑着这辆车，引得不少人羡慕，于是晚间又多了一辆需要扛上楼的自行车。即便如此，我依旧乐在其中。这两辆自行车陪伴我们家十多年，直到1995年家里添置了摩托车。
　　手表
　　父亲最早戴的是一块苏联生产的“胜利”牌手表。表盘微微泛黄，带有一种“自来旧”的质感；表壳是白钢材质，背面留有汗渍浸出的痕迹，褪去了原本的光泽。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半钢表壳。上满发条，贴在耳边，能听见强劲有力的“嗒嗒……嗒嗒……”声响。每当父亲下班摘下手表，我总要拿在手里摆弄一阵，这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之一。
　　20世纪70年代初，经朋友介绍，父亲认识了一位在远洋公司工作的海员。那位海员每次出海归来，都会先来我家，让我们从他带回的稀罕物件里任选一件。我们从他手里先后买过两块瑞士手表：一块是17钻“罗马”牌的，另一块是25钻全自动带日历的“菊花”牌（梅花表旧称）的。“菊花”牌手表的“表蒙子”右侧有小小的方形放大镜，方便看清日历。贴耳细听，齿轮走动的频率明显比苏联手表快，当时人们称之为“快摆表”。时至今日，五十多年过去，这两块手表依旧走时精准。
　　后来，手表进入电子、石英时代。上高中时，我拥有了一块“北方”牌手表，之后又陆续添置了许多其他品牌的手表。但老式机械表始终是我的心头之爱。我时常摘下“天梭”，戴上“罗马”，在滴答声里重温旧日时光，仿佛听见老工匠们诉说当年精益求精的往事。
　　缝纫机
　　当年物资紧缺，买布做衣服需要布票。我家孩子多，缝纫机是家里必不可少的“大件”。家里的老大吃饭要谦让弟妹，干活冲在前面，唯独穿新衣有优先权；弟妹们大多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这时，缝纫机就派上了用场：有的衣服需要打补丁，有的需要改成男装或女装，还有的需要接袖口、裤脚。当年姥姥家有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母亲每次回娘家，总会带上零碎针线活去那里缝制。到了年末，姥姥家就更热闹了，我们冬天穿的棉袄、棉裤，都要缝制新的袄罩、裤罩。母亲姊妹六人，每家都要在年前给孩子做好新衣。一家的活计还没做完，另一家的布料早已备好等着。“蜜蜂”牌缝纫机的机声响个不停，还要时不时给它注油、换机针、调整底梭松紧。这台缝纫机一直高效运转，总能赶在年前完成一大家人的衣物缝制任务，为整个大家庭立下汗马功劳。
　　1973年，我家买了一台“上海牌”缝纫机，母亲再也不用去姥姥家做针线活了。有时几位姨妈会来我家做衣服，我也学会了轧鞋垫、改裤脚、做套袖。今年开春，我还用它修补过风筝布。虽然这台老“上海”的面板已经掉漆开裂，皮带也容易打滑，但经我调试、维修之后，依旧可以使用。只是使用频率慢慢变少，不知它会在哪一天突然“停摆”。
　　照相机
　　父亲喜爱绘画、摄影，20世纪70年代购置了一台“海鸥”牌120双反相机，一卷胶卷只能拍12张照片，在当年相当奢侈。每次外出拍照，一般会带上两三卷胶卷。更换胶卷很麻烦，要用好几层衣服裹住相机，稍有疏忽，胶卷就会“跑光”报废。靠着这台带扳手的“方箱子”相机，我学到了基础摄影知识：如何调节光圈、快门，怎样取景、构图。我还和父亲在卫生间里，用自制的曝光箱冲印照片。
　　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使用“启诺”135CM-5相机，一卷胶卷可以拍摄36张照片，只是洗出的照片尺寸更小。我曾尝试自制放大机，几经试验，都因为滑轨制作失败而作罢。后来有了彩色胶卷，家里无法自行冲印，只能送到冲印社。这时我更换了佳能AE-1相机，搭配闪光灯、70-210mm镜头。从这个阶段开始，我有了标准影集，留存下大量照片。
　　2000年以后，胶卷相机慢慢退出市场，数码相机开始兴起。我赶时髦买了一台尼康D-3200数码相机，却总觉得用着不顺手。后来为了携带方便，又添置了佳能卡片数码相机。这时照相机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真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人都可以当“摄影家”，无论水平高低，都能记录下日常点滴。
　　这些年，随着智能手机普及，照片可以直接储存在手机内，拍照成本大幅降低。一台手机，就能满足普通用户记录日常生活的需求。因为我不从事专业摄影，便不再使用传统相机，不少摄影器材便在家中角落搁置。但当年冲印照片用的黑蒙布、方方正正的白色搪瓷盘、竹镊子、竹夹子，总能一次次唤醒我的旧日记忆。
　　洗衣机
　　我刚参加工作时，洗衣机开始流行，一时间供不应求。记得哈尔滨理化仪器厂曾短暂生产过洗衣机。那时我们单位发放福利，分两批分配洗衣机，靠抓阄确定领取顺序。单位先行垫付120元购机款，之后每月从职工工资里扣除5元，两年扣清。当年我家选的是一款搪瓷内胆单缸洗衣机，外壳是喷漆铁板，容量不大，只能洗一个大被罩再加几件零散衣物。洗衣机拖着一根长长的地线，按照说明书要求，使用时要把地线接在自来水管上，防止漏电伤人。这台洗衣机工作时噪音很大，夜里不敢洗衣服，不然楼下邻居会敲水管抗议。机器质量也不稳定，时常漏水，传动皮带还会脱落。衣物洗一遍，漂洗两遍，还要另配甩干桶，只是省去了手搓的辛苦，并不省时。用不上两三年，外壳和内壁就会受潮生锈，烂出孔洞时，差不多就到了使用年限。
　　早期的洗衣机就是这样：一台电机，配上滋滋作响的定时器，技术并不复杂。后来家里换了“水仙”牌双缸半自动洗衣机，带有喷淋漂洗功能，妻子觉得费水，这项功能一直没有使用。如今洗衣机品牌众多，供大于求，不少家庭还配备了烘干机，远非当年的老式洗衣机可比。我家现在这台使用近十年的松下8.5公斤全自动洗衣机，虽然没有故障，但机型早已淘汰；妻子坚持不肯更换，只能继续使用。
　　岁月匆匆，旧物无言。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相机与洗衣机，串联起家中几十年来的美好时光。这些鲜活的记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留在心底，不曾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