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主持苏南东路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
　　当年负责“新江抗”二支（纵）队上海扩军的政治处主任张鏖。
　　构筑长江地下交通线的盛慕莱烈士。
　　从上海石库门到北京天安门，中国共产党秉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带领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武装斗争。黄沙金甲，血沃中华，抗战时期新四军勇闯“孤岛”上海扩军的红色传奇，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功劳簿上闪耀着别样的光彩。
　　到大上海去扩军
　　1940年夏天，正当阳澄湖畔抗日斗争如火如荼之际，行事素来大刀阔斧的苏南东路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谭震林，忽然一反常态变得缄默起来。一个事关部队转型建设的大计，在这位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任红十二军政委和福建军区司令员的战将胸中悄然成型。
　　1940年3月，谭震林主政东路地区，“新江抗”改称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司令部，与常熟抗日武装整编为3个支队。这位新任司令员兼政委雄心勃勃地提出，尽快将部队扩充到100个连，打造一支上万人枪的雄师劲旅，“新江抗”再度发展到5000多人。
　　怎样给以农民为主体、以抗日游杂武装为补充的水乡新锐加钢淬火？谭震林把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他认为，这座有3次工人武装起义光荣传统的城市，产业工人数量占全国一半。改善部队成分，高起点培养干部，都需要从上海补充新鲜血液。
　　1940年7月的一天，谭震林找到“新江抗”二支队政治处主任张鏖，谭震林看着张鏖棱角分明的脸膛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话语中充满信任和期待：“到上海去扩军，大量吸收工人、学生和贫民，这是改善‘新江抗’成分、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关键一招。此事事关重大，需要派得力干部上第一线，你当主任的要亲自出马。”
　　张鏖建议先派几名官兵试扩，得到谭震林首肯。经研究决定，先派青年干事陈浩、文化干事叶时两个上海子弟赴沪试扩，蹚出路子。陈浩和叶时重返沦陷3年之久的上海，深入饱尝国耻家痛的社会底层群体燃灯播火，经半个月紧张而有成效的工作，成功扩军20多人。
　　谭震林获悉陈浩、叶时满载而归，高兴地对张鏖说：“这次试扩成功，为打开上海扩军的路子创造了经验，证明各部队都可以自行组织力量到上海招兵买马。”谭震林提出了上海扩军的基本原则，要求扩军人员不惊动上海地下党，稳扎稳打，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积极稳妥展开。
　　十里洋场摆战场
　　赴沪扩军前夕，“新江抗”3个支队分别与其他部队合编为3个纵队。各纵队根据谭震林指示，借鉴原二支队赴沪试扩经验，形成了小群多路、扎根串连、独立运行、互不联络的扩军规范。
　　二纵队组建了3个扩军小组。第一小组由二支队二营教导员张梦莹负责，第二小组由王志明负责，第三小组由陈浩和文化教员肖牧负责，每个小组均为三四个人。第一和第二小组常驻上海，第三小组来往于上海与根据地之间。3个小组统一由纵队政治处主任张鏖负责并实行单线联系，各小组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也不与小组之外其他任何组织发生关系，请示汇报事项一律按秘密工作规定办理。
　　根据侦察掌握的情况，张鏖组织扩军人员把工作重心放在社会底层贫民群体，通过串联亲友和同学故旧的方式“滚雪球”推进。
　　为了解决部队医护等专业技术人才匮乏问题，扩军小组还通过可靠渠道和关系定向扩军招揽人才，以解部队燃眉之急。
　　扩军中最大的风险不在日伪，而在汉奸和部队逃兵。
　　一个来自苏南的逃兵，三番五次敲诈扩军干部，不给钱就威胁“把你拉到法国巡捕房去”。开始，扩军干部懒得跟他纠缠，想给点钱把他打发掉，不料这个无赖竟没完没了。怎么处理这个有现实威胁的家伙？张鏖向谭震林作了报告。谭震林果断决策：“这种人劣性难改，如不采取措施，很可能祸及扩军，必须马上解决掉。”张鏖令扩军小组采取措施，排除了这个隐患。
　　张梦莹所在扩军小组有个逃兵，置身险境临阵动摇，带上经费逃之夭夭。事发突然，扩军小组以变应变，迅速调整工作计划和住址，外出更加谨慎。上海解放时，这个逃兵夹杂在路边迎接大军入城的群众中，被张梦莹所部官兵认出，受到应有处置。　　
　　借日寇商船运兵
　　置身狼窥虎伺的大上海招募抗日青年已属不易，要把日渐增长的应征新兵安全无虞送到根据地，更是难上加难。
　　张鏖向谭震林请示。谭震林沉思片刻说：“关于上海新兵如何安全带到根据地，我来想办法。”
　　过了几天，谭震林找到张鏖说：“今天，沙洲县的蔡悲鸿来汇报财经工作，你也参加听听。”
　　汇报财经工作同扩军有啥关系？张鏖不解，像是钻进了闷葫芦。直到听了蔡悲鸿的汇报，才恍然大悟。原来，侵占上海的日本陆军依靠其把持的京沪铁路疯狂敛财，赚得盆满钵满。日本海军十分眼红，利用其控制的吴淞口和长江口，勾结5艘德国轮船向苏南等地贩运货物，从中渔利和分肥。
　　谭震林听到这里，打断蔡悲鸿的话说：“老蔡，你考虑一下，我们从上海扩招的新兵，有没有办法乘这些船到根据地来？”
　　蔡悲鸿眼睛一亮，击节赞叹：“这倒是个很安全的通道。不过，此事需跟上海方面仔细合计一下，必须搞得很稳妥才好。”
　　蔡悲鸿说的“上海方面”，是指负责苏南根据地物资采购托运的总代表盛慕莱。盛慕莱是蔡悲鸿妻兄，中共地下党员，做过黄渡镇镇长。长江禁航后，他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特务机构“日本海军联欢社”，堂而皇之开办“中华物产公司”，与伪海军上海办事处主任叶树初隔壁办公，与其称兄道弟，还拉上日本顾问松冈一起做生意，俨然上海的“路路通”。由此，盛慕莱在长江航道开辟出一条从上海直达苏南的地下运输线，源源不断为根据地输送手摇电台、无缝钢管、印刷机、望远镜、炸药、雷管、药品、纸张等紧缺物资。
　　从1940年底到1941年7月日伪“清乡”，二纵队扩军小组每5-7天就可通过水路向苏南输送30多名上海新兵，多时一次就能编一个连。张鏖率领扩军人员共从水路运回1500多名新兵。日本海军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严密控制的德国商船，竟成了新四军从上海运输新兵最安全的通道。
　　危亡之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所难免。张鏖等人研究后建议，在沙洲护漕港组建新兵接待站作为缓冲之地，得到批准。指导员张家信组织干部和医务人员负责新兵政审和体检，发现不合格者即行淘汰并转送上海。后来，“新江抗”在阳澄湖畔建起一个新兵连，抽调有经验的连排干部施训，深化新兵政治审查。
　　扩军中如虎添翼
　　为期一年虎口夺宝，新四军收获几何？
　　据统计，“新江抗”在上海招收新兵超过2000人，其中二纵队改编的十八旅五十二团补充上海新兵上千人，还支援一纵队改编的五十三团和三纵队改编的五十四团500多名上海新兵。
　　2005年“八一”前夕，“沙家浜连”——原十八旅五十二团一营二连指导员金辉的女儿金若岩，将父亲留下的一个笔记本赠给“沙家浜连”。这本记载着1942年二连干部战士姓名、年龄、出身和文化程度的“花名册”清楚地写着，二连104人中闽东红军2人，上海青年75人，当地农民17人，解放战士10人，上海兵占近72%。
　　以产业工人居多的上海兵，受过工业文明熏陶，熟悉机械装备，组织纪律性强，团结协作好，不仅能很快熟练使用手中武器，还办起修械所修复受损枪支。行军作战之余，他们带头学理论、写诗歌、办板报，成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生力军。
　　上海扩军从根本上改变了部队成分和兵员结构，基层官兵文化素质跃升，为先进文化催生部队战斗力提供了坚实基础。
　　据《光明日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