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医官深受统治者的信任。  
　　很多儒生通过从医而走上仕途。  
   
　　“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这是《窦娥冤》中赛卢医的上场诗。卢医即扁鹊。在剧中，赛卢医不仅医术差，且人格卑污，为赖20两银子的债，竟想用绳勒死债主蔡婆，且给坏人张驴儿提供毒药毒害他人。
　　史料称，关汉卿曾任“太医院尹”，但元代无此官，或“太医院户”之误，即关汉卿出身医户，熟悉行内事。在元杂剧《摩合罗》《救孝子》《碧桃花》中都有赛卢医。《救孝子》中赛卢医上场诗是：“我是赛卢医，行止十分低，常拐人家妇，冷铺里作夫妻”。《碧桃花》中赛卢医则自称：“我做太医（元代尊称医生为太医，未必是御医）手段高，《难经》《脉诀》尽曾学，整整十年中间，医不得一个病人好，拚则兵马司中去坐牢。”
　　元代是儒医定型期，为何元杂剧中医生的形象如此不堪？艺术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元杂剧忠实地再现了当时“庸医泛滥”的窘况。
　　蒙元初期统治者
　　搞不清儒学与医学的区别
　　元朝确实很重视技术，尤重医学。散曲大家张养浩曾说：“我元以好生有天下，世祖皇帝招太医院视三品，寻登二品，无所于统。为其学者，不揉诸民而殊其籍；又例儒学官置提举、教授、正、录、教谕，俾理其户而训迪其生徒。岁上能者，不于铨曹于太医院听差，其上而官之。”
　　唐代太医署仅正五品，金代也是正五品，乃至后来明清，都是正五品。元朝一开始便三品，又升为二品，高于历代。在太医院，采取儒学教育方式，设不同教师职位，学生毕业后不经吏部铨选，可直接在太医院上岗，进而当官。
　　蒙元初期，统治者搞不清儒学与医学的区别。元宪宗（蒙古帝国大汗）时，名臣高智耀入见，力劝“重用儒士，免徭役，释已成驱口（奴隶）的儒士”。宪宗却发懵懂之问：“儒家何如巫医？”高智耀回复说：“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宪宗说：“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
　　可见，元宪宗过去一直把儒家当成了医学。
　　能当上文官武将
　　元代儒生多靠医上位受重用
　　元朝统治者有这种误会不奇怪，因早期被重用的儒生多以医上位。据学者周剑在《元代医人社会地位研究》中说，早期较著名的儒医是郑景贤，得窝阔台赏识，多次随其出征，耶律楚材称赞他：“脱身医隐君谋妙，委迹儒冠我计疏。”指出郑景贤曾参赞军机。
　　窝阔台一度想让郑当中书令，总领百官。中书令是最高行政官员，与枢密院（掌军事）、御史台（掌监察权）并列，一般由太子兼任。不过，中书令下有左右宰相（元朝以右为尊），实际掌权的是右宰相，中书令多属虚衔。在郑景贤推荐下，耶律楚材受重用。耶律楚材精通医术和占卜，得忽必烈信任。忽必烈身边还有另一位儒医许国祯，征云南时，许国祯追随谋划。
　　理学名臣窦默也因医入仕，窦默善针灸，传给女婿刘执中，刘后来也当上少中大夫（从三品）。此外还有韩公麟、汪斌等。不仅能当文官，元朝医生还能当武将。刘哈喇八都鲁，汉人，出身世医之家，以军医身份参加征讨昔里吉之战，卒因军功，官至御史中丞。
　　元代前从医受歧视
　　直到元代儒医才走向实践
　　在古代，从医颇受歧视。魏晋时期葛洪是名医，却“夜辄写书诵习，以儒学知名”。唐代孙思邈有文名，魏征奉诏修史，多次拜访孙。只因当过医生，史籍将孙思邈列入方技，不入儒林。孙思邈说：“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宋代朱熹也感慨道：“思邈为唐名进士，因知医贬为技流，惜哉！”唐代还有一恶习，即杀医。868年，同昌公主病逝，唐懿宗杀医生及其亲属300余人，连宰相都罢免了。
　　宋代禁杀医，但严防医生干政。儒医自宋代走上历史舞台，但日本史学家冈西为人在《宋以前医籍考》中收录106部医书，多是泛泛而论的理论著作，乏“妇科”“外科”“喉科”等专科。直到元代，儒医才真正走向实践。
　　没有科举无法上位
　　元代制度让儒生转去行医
　　为什么元代儒医能脚踏实地？因为元代儒生无发展空间，转去行医。元代采取“诸色户计”制度，即将民户分为军户、站户（负责驿站接待）、匠户、屯田户、打捕户、灶户、矿户、儒户、僧户、道户等几十种，子承父业，不得更改，不得移动，有专人负责（僧户、道户除外）。
　　“诸色户计”是从军事组织中发展出来的管理方式。不同户的税收不同，医户较优惠。除“两户丝”“五户丝”外，每年另交3两包银，以纸钞支付。如是医学教授，丝银皆免。儒生上位，只能靠科举。耶律楚材曾建议“用儒术选士”“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但这类考试很快停止。忽必烈和他的太子真金赞成恢复科举，却一直没执行。没有科举，儒不如医。元代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之说，医排在第五，儒排在第九。
　　先从医后当官容易
　　社会闲杂人等也来钻空子
　　元仁宗时，正式恢复科举。科举之外，儒生还可以经地方推荐，去当吏。但从吏到九品流官，一般需要210个月，且吏与吏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儒生不易突围。
　　相比之下，从医入官更容易。元代不歧视医生，可儒生钻空子，社会闲杂人等也会跟着钻。人人以行医为上位、发财的捷径，局面必然混乱。
　　元代有医生科举，“试不中的，不得行医”，要求不可谓不严，可培养医生的方式落后。据学者梁其姿统计，史料记录的405名元医中，282人出自家学，77人拜师，29人自学，11人是“家学+拜师”，5人是“自学+拜师”，出身官立学堂的仅1人。此外，医户包银在太医院系统内收取，太医院在各地设管理者，组织医户每逢朔日和望日拜三皇庙（定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为初祖，始于元），探讨医术，并缴包银。
　　庸医最泛滥时代
　　百姓贵族都难免不被“治死”
　　据任冰心在《元代“庸医泛滥”之历史解读》中统计：金元四大名医之一的朱震亨，5位亲人死于庸医之手；医学教授李君之父被庸医治死；《抱一翁传》中，记庸医案例12个，《沧州翁传》中13个，《撄宁生传》中15个……百姓受害，贵族也难免。至元七年（1270年），元帅也速歹儿的夫人因医生针灸失误而死。元世祖忽必烈以下，9任元朝皇帝均短寿，平均寿命仅26.9岁，平均在位时间仅2.9年，与医术差应有一定关系。
　　医生水平低，假药还多，元至元五年（1268年），太医院奏：“开张药铺之家，内有不畏公法者，往往将有毒药物如乌头、巴豆、砒霜之类，寻常发卖与人，其间或有非违，致伤人命。”时人王恽说：“今民间庸医及僧道等人，妄行针药。民愚无知，一旦委命于手，至有父杀于前，子夭于后，终不觉悟。是庸医猛于苛政也。”随着“诸色户计”崩溃，社会陷入无序，元朝气数已尽。明明是医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却搞成历史上庸医最泛滥的时代，令人唏嘘。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