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吴琯校本《竹书纪年》。
　　□黄西蒙
　　伊尹是商朝初年的名臣，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著名政治家。这位出身微贱的庖人（厨师），最终位极人臣，辅佐多代商王建立非凡功绩，也因其美德而被后世敬仰。尤其是经过司马迁《史记》的论定之后，伊尹的崇高地位似乎已经高不可攀，“乘舟梦日”也成为许多士人的理想。
　　然而，自从晋代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简牍《竹书纪年》后，书中关于伊尹的记载，却让人大跌眼镜，一些人对伊尹的评价，也从忠臣变成篡位者。《竹书纪年》的记载难道比《史记》更可信吗？真实的伊尹到底是什么样的？
　　“伊尹放太甲”
　　背后的秘密
　　《史记·殷本纪》对伊尹的生平事迹有明确的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
　　伊尹出身低微，但擅长烹饪，在商汤身边做厨师。商汤免除了伊尹的奴隶身份，发现了他的才华，还任命他为“阿衡”，也就是辅佐君王的宰相。按照《诗经·商颂·长发》里的说法，“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阿衡在君主身边，角色相当重要。
　　伊尹辅佐商汤之后，又辅佐太甲，但太甲昏庸暴虐，不遵守商汤的规定，伊尹便将太甲放逐到了桐宫。这个桐宫可能是商汤陵墓旁的囚禁之地，太甲被软禁在那里长达三年。这段时间没有商王，伊尹就扮演摄政者的角色，其实就是掌权者。三年之后，伊尹见太甲已经改过自新，便把他放出来，并恢复了太甲的王位。后来太甲励精图治，成为贤明之君。因此，后世也把“伊尹放太甲”当成君臣关系的美谈，似乎没有伊尹的严厉要求，就没有太甲的觉醒，而伊尹也没有贪恋权位，最终还能还政于太甲，实属难得。
　　与之完全相反，在《竹书纪年》的记载中，伊尹不是什么忠臣，而是篡权夺位的权臣：“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放逐了商王太甲，自立为王。关于伊尹的结局，《竹书纪年》也有记载：“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竹书纪年》里的伊尹，是个失败的篡权者，太甲最后逃出桐宫，还诛杀了伊尹。
　　如果按照写作时间来看，《竹书纪年》比《史记》还要早，因此，自从《竹书纪年》出土以来，就一直有人认为《竹书纪年》里的历史才是真相，而且伊尹篡权夺位才更符合真实的人性。毕竟，后世上演了无数次权臣篡位和逼宫的故事，伊尹这样忠诚和高尚的人物，反而是罕见的，似乎也是不合“常理”的。难道说，司马迁搞错了吗？还是这其中有更多被掩盖的秘密？
　　与商王同祀
　　甲骨文证明伊尹地位
　　《晋书·束皙传》有记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竹书纪年》出土于晋武帝时期，当时有个叫不准的盗墓者在汲郡发现了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墓，原来这是魏安釐王的墓，并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竹简古书。后来，晋武帝让学者研读这些资料，整理成书，命名为《竹书纪年》，也称《汲冢纪年》。然而，这部书在宋朝就失传了，经过朱右曾与王国维等学者从历代文献中查阅，最后辑录成书，便是《古本竹书纪年》。
　　此前，坊间还流传着一本《今本竹书纪年》，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一些乾嘉学派的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伪书，史料价值不高。我们在此便采用这种说法，以《古本竹书纪年》为准。
　　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不仅是伊尹成了权臣，就连尧舜禅让的美谈也“崩坏”了，舜和禹竟然是通过政变上台的，根本没有什么禅让的事。
　　但是，这样的记录与《尚书》《春秋》《史记》等经典史书构建的上古历史的“道德体系”差异太大，一直以来都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有一种解释，是撰写《竹书纪年》的魏国史官，可能故意抹黑上古贤君和贤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魏国的“发家史”变得更有“合法性”：反正连舜、禹、伊尹这些上古的大人物，都可以篡权夺位，魏国先祖参与“三家分晋”的权斗又算什么呢？但是，这种观点也仅仅是猜测，并没有史料支持其观点，真相依然扑朔迷离。
　　想要看到伊尹的真实形象，就得找到比《史记》和《竹书纪年》更早的文献。虽然后世已经看不到商朝的史书，但可以通过大量出土的甲骨文，来分析其中的商朝历史。甲骨文虽然大多关于祭祀内容，但仍可以反映商朝的政治、社会状况，尤其是一些商王和名臣的名字，也时常出现在甲骨文卜辞中。
　　已经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商人祭祀祖先的资料。越是对商朝贡献大、影响深远的先王，就越会得到后世的祭祀。商汤（卜辞中写作大乙）作为商朝的开创者，就享有崇高的祭祀地位，这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太甲的名字写作大甲，而后人对他的祭祀也很隆重，单独用大量人牲祭祀大甲的情况很常见。根据学者常玉芝在《商代宗教祭祀》一书中的记录，关于太甲（大甲）的卜辞中，经常有大量人牲祭祀的内容。比如“丙卜:翌甲寅酒于大甲羌，百羌”，就是说，杀掉一百个羌人来祭祀太甲。
　　这说明，太甲在商朝历史上也是地位很高的先王，这似乎与《史记》中一度被放逐、面壁思过的太甲的形象不相符。相比之下，甲骨文呈现的历史，显然要比千年后的史书记载更加可信。通过解读卜辞中的太甲形象，也更容易还原真实的商朝历史。
　　其实，商朝祭祀的对象不仅有商王，还有为商朝历史立下汗马功劳的异族人，伊尹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些名臣在活着的时候，辅佐商王，建功立业，死后也成为商人心目中的神灵。在商人眼中，对他们进行大规模和持久的祭祀，同样能起到庇佑后人的作用。在甲骨文卜辞中，伊尹有时被写作“伊”，还有“黄尹”等称号（但也有观点认为伊尹和黄尹不是同一个人）。商人祭祀伊尹，有时是单独祭祀，有时是共同祭祀，将伊尹和商王一起来祭祀，祭祀伊尹的等级虽然远远不如商王，但宰杀牲畜也时有发生。比如，甲骨文卜辞中就有“卯羌伊宾”的记录，也就是通过杀牲畜来祭祀。还有卜辞“乙亥贞，其侑伊尹二牛”，就是杀掉两头牛来祭祀伊尹的意思。
　　这就意味着，在后世商人的认知中，伊尹的地位是崇高的，他享有与祖先商王一同被祭祀的待遇。如果伊尹真的是阴谋篡权的角色，后世为何会隆重祭祀他呢？《竹书纪年》书写的伊尹，恐怕并非历史真实面目。
　　“烽火戏诸侯”
　　或许是演绎的故事
　　既然甲骨文卜辞中的伊尹地位很高，那么《史记》的记载可能更接近真相：伊尹确实手握大权，但他没有僭越的举动，更不可能死于太甲的复仇行动。伊尹对商朝立下的汗马功劳，也得到了后世商王的认可。因此，《史记》对伊尹的正面记载，或许并不“夸张”，伊尹的真实形象可能就是如此令人钦佩的。
　　如果不是出土的甲骨文，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判断《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记载，谁更接近真实。这背后的问题，就在于后世对历史的定义和认知，往往是不断“生长”的，是层层累积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用史学家顾颉刚的话来说，这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与之类似的传说，还有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也是在后世不断形成的。
　　还有著名的“烽火戏诸侯”事件，虽然见诸于《史记·周本纪》，却更像是个民间故事，不像真实的历史。史学家钱穆就在《国史大纲》中说：“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并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一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无需举烽。”确实，从常理分析，各地诸侯竟然能看到烽火，还能及时赶过来，似乎不太现实，而褒姒仅仅看到匆忙而至的军队就发笑，也有些莫名其妙。
　　当然，这也不能怪司马迁，司马迁记下的历史，不可能是胡编乱造的，应当是看到了相关资料。比如，较《史记》成书更早的《吕氏春秋》中，就有“击鼓戏诸侯”的说法：
　　“周宅酆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当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说，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
　　至于“击鼓”为何变为“烽火”，已经不得而知。但司马迁或许正是看到了他认为可信的史料，才没有疑虑地写下这段历史。后来经过《东周列国志》等小说的传播，这个故事知名度就越来越大了。但从出土的《清华简》来看，周幽王并没有什么戏弄诸侯的故事，西周的败亡，源于申侯和戎族的联合攻击，这也说明“烽火戏诸侯”或许真的是后世演绎的故事，而非历史的真相。
　　分析不同史料的记载，才能拨开历史的迷雾，更加接近古人与古事的本来面目。而且，一般来说，越接近历史现场的记录，真实性就越高，被篡改和涂抹的可能性就越低。伊尹能够得到商朝历代祭祀的重视，起码说明他是被官方认可的正面人物。
　　历史的细节往往是复杂的，伊尹与太甲的关系，未必是绝对的服从被服从的关系，这其中难免会有政治博弈。或许，伊尹确实是权臣，却很能把握分寸，没有做僭越之事。太甲和后世商王对伊尹的态度，可能也不只有尊敬，也有敬畏的心理。而且，伊尹的后代在商朝也属于一股政治势力，对于伊尹的祭祀，或许也有商朝官方安抚各方势力的考虑。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