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雕像。 
 　　1949年，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在北京合影。
　　“红军不怕远征难”，一个“难”字，道出了长征的艰难险阻。长征路上，红军女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气概，用女性特有的坚韧与生命极限顽强抗争，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中国革命巾帼英雄的代表。
　　三千多名女红军
　　奔赴万里长征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数以千计的女红军不畏艰险参加了长征。
　　中央红军中女红军总数为32名，包括干部30名、战士2名，其中27名干部与2名战士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著名女革命家如蔡畅、康克清、邓颖超、刘英、贺子珍等都在此行列中。她们当时都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1934年，蔡畅和康克清分别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邓颖超和刘英则在长征中担任过中央局秘书长，贺子珍是中革军委机要秘书。
　　红二方面军中女红军为20多名。1935年11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湘西开始长征。其中，红六军团有李贞、张吉兰、陈罗英、陈琮英、周雪林、戚元德等，其余为红二军团的女红军。在这支部队中诞生了共和国第一个女将军——李贞，她是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的唯一女将军。
　　红四方面军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的部队。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女红军总数约达3000人，拥有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妇女独立团作战部队，先后有2个团参与长征。
　　红25军中的女红军仅有7名。1934年11月，红25军总医院分院在安置好最后一批伤员后，有12名担负看护任务的女红军突然接到命令，临时组成看护班，翻山越岭赶往军部报到，包括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等7人作为随军护士得到批准跟随红军转移，被称之为“七仙女”。到达陕北时5人幸存。
　　妇女独立团
　　打败军阀独立师
　　女红军跟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同时她们克服了重重磨难，为部队筹来了一担担粮食，救助了一位位伤员，唱响了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写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行军打仗，冲锋陷阵。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在1933年4月与川军的对战中一战成名。当时，军阀刘汉雄率领的川军一个独立师，进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与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500名奉命转运伤员和运输物资的女红军遭遇。时任团长张琴秋深知敌强我弱，不可暴露火力，决定智取敌人。她指挥官兵们迅速占领制高点，一枪不发，静等敌人靠近，进入最佳射程时一声令下，女战士们火力全开，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以为遇上红军主力，顿时乱了阵脚。张琴秋趁机率团冲进敌群，处决了敌指挥官，缴获一个团的枪支弹药。这场战斗让全川为之大震。女战士们还参与了攻克剑门关的城关，为后续部队开凿爬雪山的“天梯”以及随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等战斗。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数量最多，但因战斗任务牺牲很大。原本约3000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几百人。
　　中央红军的女红军相对较少，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出发不久便将女红军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妇女队，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在艰苦卓绝的转战环境中，组织上没有给予她们太多照顾，她们的待遇和男红军基本一致。康克清曾亲自指挥红军作战，歼灭敌军20余名。在行军中，她经常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贺子珍曾冒着敌机轰炸救护伤员，导致全身中弹17处。
　　为让部队吃上饭
　　担起筹粮重任
　　筹集物资，保障后勤。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女红军筹集物资、保障后勤的优势很快显现出来。在中央红军初次经过马尔康地区时，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二团就肩负起筹粮工作。为了能让部队吃得上饭，她们坚决执行命令，努力筹粮。但国民党在当地进行反共宣传，对土司们威逼利诱，向群众鼓吹红军非常“危险”，称若有红军到来，任何人不得提供帮助，如若违反，军法重处。当地老百姓也不会讲汉语，交流中面临语言障碍。为此，筹粮团只能找懂汉语的生意人当翻译。这时女红军的性别优势起到了作用，当地百姓看到跟随翻译过来的是柔弱的女性，便不那么惧怕了。最终，女红军们不仅宣传了红军的政策，还筹到了不少粮食。
　　红二方面军的20多名女红军被编入各个部门。其中有的被安排负责筹粮做饭当炊事员，也有从事军需被服工作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第二团的主要任务是后勤保障，保卫后方机关、红军医院、仓库，运送弹药、转运伤员、筹粮运粮等。红25军的7名女护士主要负责照顾伤病员，也负责他们的伙食，她们把饭让给伤病员吃，缺少粮食，就到山上寻找野果、树皮，掺上米糠，给战士们充饥。
　　冒着炮火
　　到一线抢救伤员
　　医疗救护、照顾伤员。长征途中，女红军往往还担负着在战斗中冒着炮火到一线抢救伤员、将受伤的战士转移到安全地点的任务。
　　红25军的“七仙女”医护小组拥有相对专业的医护知识，对伤员进行医疗救治、包扎治疗等工作，用盐水和自制的高锰酸钾溶液给伤员消毒，行军途中药品紧缺，一到驻点就想尽办法四处搜集、购买。药品缺乏时就在行军路上采集有药用价值的中草药熬成汤，给伤员清洗伤口、治病。她们日夜轮流守护在伤员们身边，精心照顾，帮助伤员解除伤痛，对吞咽困难的重伤员，就一口一口喂药喂食，挽救了不少红军的生命。其他部队的女红军也负责照顾伤员工作，中央红军的危秀英，是出了名的“小个子”，却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
　　“战地百灵”
　　鼓舞了红军士气
　　文艺创作，鼓舞士气。文艺工作是女红军们的长项。长征中涌现出一批有文艺才华的“战地百灵”。李伯钊是红军中的艺术家，长征之初她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按照时间先后随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进行长征，三过草地，一路行军一路演出，率领红星剧社在战斗间隙给红军战士们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创作了话剧《干人当红军》，歌曲《打骑兵歌》《两大主力会合歌》，编演了舞蹈《红军舞》等。红军战士们在行军的夜晚宿营时唱起《打骑兵歌》：“敌人的骑兵不需怕，沉着勇敢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齐放易射杀……我们打垮它！”这些优秀作品鼓舞了士气，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中央红军的蔡畅，也是长征中的文艺骨干，她常常给战士们讲她在国外留学的经历，甚至还会高唱《马赛曲》。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这首《红色娘子军》主题歌，正是参加长征女红军的生动写照。在这个本来只应属于男性的漫长征途中，女红军们克服生理上、环境上的困难，在斗争中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从不以自己的女性身份搞特殊，更不以职位高低谋特殊，始终自觉遵守革命纪律，自警自律；常常冒着被敌人追捕的危险舍身救护战友。经过长征的女红军，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当代女性的先驱和榜样。
　　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