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隔窗探望病中的弟子伯牛。  
　　中国古代有人染疫后，会把自己关在家里谢绝访客。  
　　民国时期的防疫人员集体消毒。
　　□李开周
　　在《论语》第六章中，记载了孔子的得意门生伯牛得了重病，卧床在家，孔子前去探望的事情。原文大意是这样的：说孔子门生伯牛生了重病，孔子去看他。孔子没有进屋，没有走到伯牛病榻前嘘寒问暖，而是“自牖执其手”，隔着窗户抓住伯牛的手，连声哀叹：“天哪，这是命啊！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这种病呢？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这种病呢？”有学者就此推断，感染疫病隔离治疗，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是防疫的手段了。
　　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探望生病弟子
　　隔窗握手是怕被传染？
　　伯牛姓冉，名耕，字伯牛，为人善良，品德高尚，在孔门弟子当中仅次于颜回，经常被孔子赞赏。眼见这么一位得意门生即将病亡，孔子当然痛惜。问题是，孔子探望时，为什么要隔着窗户呢？
　　南宋大儒朱熹给《论语》做注说，伯牛的家属为了表达对孔子的尊重，将伯牛抬到了南窗底下，为的是孔子可以站在伯牛病榻北侧，“面南背北”地探望门生；而孔子却认为，如此尊贵的礼节只能用在国君身上，所以不愿进屋，宁可站在南窗外面，面朝北方，隔着窗户与伯牛握手。朱熹还引用了一个解释：伯牛长的是癞疮，会传染，孔子之所以不进屋，是怕被传染。
　　或者也有这样一种可能：伯牛不想传染别人，主动把自己隔离在一间小屋里，听见孔子来了，也不开门，孔子只好隔窗探视，并用握手的方式予以安慰。
　　以上三种解释，哪种解释更贴近历史呢？大多数人更接受最后一种——孔子之所以不进屋，是因为伯牛把自己隔离了。
　　后唐时期闹瘟疫
　　患者自闭房门隔离
　　窗户开洞用竹竿送饭菜
　　古代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瘟疫频发。但是，古人面对瘟疫时，也会实施隔离吗？查阅《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后会发现，在中国古代，隔离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说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为了避免再传染给自己的父母和儿女，病人要躲进房间、房门紧闭，只在窗户上开一个洞，让亲属给他们传递饭菜和便桶。亲属传饭送菜之时，也不敢跟患者接触，用一根长竹竿挑起饭篮和水壶，站得远远的，隔窗递进去。
　　再比如说公元12世纪金朝统治下的山东，有一年闹瘟疫，百姓十死八九，幸存者担心传染，做得更绝：“举室弃之而去。”把已被感染的亲人扔在家里不管，自己逃往他方。这样的极端做法岂止是隔离，简直就是遗弃。
　　乾隆皇帝曾发话
　　没有出过天花的王公
　　一律不许到承德见驾
　　再比如清朝，京城常闹天花，统治者畏之如虎，顺治帝和康熙帝都下过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官府强行将那些正在得天花的人隔离在北京城外四十里远的地方，以免传染。
　　史学界公认，顺治帝很有可能死于天花。在顺治驾崩之前的头一年，后宫嫔妃有感染天花的，顺治不可能把自己的嫔妃也隔离到城外四十里，于是他隔离自己，移驾到行宫居住，让太监宫女给他送饭送炭。送饭期间，他又担心被太监宫女传染上，因此，顺治让人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检疫。谈迁《北游录》中就记载，只要看见哪个工作人员有一点点感染天花的迹象，无论男女老少，一律驱逐出去。
　　乾隆号称雄才大略，也非常担心传染天花。他喜欢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但即便到了承德，乾隆还是不敢接见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蒙古王公。他有一道圣旨写道：“如本身未能确知出痘之王公台吉（旧时蒙古王公的爵位名号，后来也用作军衔和行政区长官的称号）等，俱不可来此，若欲瞻仰朕颜，于朕出哨之时，行围之所，亦得瞻仰。”意思是说：“如果哪个王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出过天花，千万不要来承德见驾。如果想瞻仰朕的容颜，可以在朕出去打猎的时候，站得远远地观赏。”
　　宋朝做得最尽心
　　设“居养院”收留流浪者
　　疫时就是“隔离宾馆”
　　在瘟疫面前，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保护和医治的权利。顺治驱逐潜在的感染者，乾隆拒绝接见没出过天花的王公大臣，做法都非常自私，都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安全，不顾别人的死活。正确的、科学的、合乎人道的做法，应该是动用国家机器，动员国家力量，将感染者进行安全隔离和悉心救治。古代中国那么多王朝，在瘟疫隔离这方面做得最尽心的朝代，还得是宋朝。
　　从北宋后期开始，各个州府都设有“居养院”和“贫济坊”，这是官办的慈善机构，平常用来救助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弃儿，瘟疫暴发时，则被用来隔离感染者。不过宋朝财政开支巨大，地方官府常常入不敷出，各地“居养院”和“贫济坊”的管理有好有坏，也有个别基层官吏挪用善款，甚至虚报救助名单、冒领国家补贴，往往是该救助的穷人得不到救助，该隔离的感染者没有地方隔离。
　　至于民间自发的隔离，在古代中国其实也是相对少见的。首先，古人医疗观念落后，除非瘟疫特别严重，传染性和致死率特别惊人，否则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认识不到隔离的重要性；其次，汉代以后儒家文化独占鳌头，孝道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父母染上瘟疫，儿女如果敢于将父母隔离起来，轻则会受到邻里的批判，重则会受到官府的严惩。这不但无助于亲人的健康，还极有可能加快瘟疫的传播速度。
　　民国就有家长懂得
　　儿童患上猩红热应隔离
　　密切接触者也会传染
　　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以后，民国时代来临了，西方科学和医疗文明传入中国，被一些有识之士宣传普及，被报刊反复报道，也被官方强行推广。
　　1928年春天，北京几所小学传染猩红热，卫生局、教育局和学校都没有采取任何手段，一个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学生家长上书政府：“须知隔离为肃清时疫之最要条件，各学校如有传染病发生，当即从事隔离，禁止病童入校，以减少其他儿童感染之机会，而易收预防之功。”
　　这个家长还说：“须知传染途径不必皆由患者直接传播而来，曾与患者共同居处之人亦有传播病菌之能力，故不仅隔离病童，其共同居处之兄弟姊妹亦当禁止入校。”最后该家长还向政府科普了几种常见传染病的潜伏期：“白喉一至七天，猩红热二至十二天，天花七至十五天，麻疹四至十九天，染疫之病童最长之潜伏期过后，方可准其入校。入校前须呈请医师证明，方可回校。”
　　上世纪三十年代
　　发生疫情学校停课
　　各娱乐场所须暂时停业
　　1931年春天，杭州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市政府随即通令“市内各学校如有发现疫症者，全体停课”，“各公共娱乐场所暂时停止开演”，“暂将浙江省立传染病院改为隔离所，病人及接近病人之人皆须至隔离所收治，经过十日经检查后方得出所”，“民众须戴口罩并须注射预防针”。
　　1932年春节前后，北京再次传染猩红热，北平市卫生局在媒体刊登公告：“天坛传染病院旧址业经组织就绪，已于一月十三日正式开诊，各区界住户如有发现染患猩红热病者，随时递送医院医疗。”同样还是1932年，广州市卫生局发布公告：“拟在海港检疫所南石头办公室附近，增减隔离病院。”1937年，云南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建成十几座“麻风病人隔离所”，由财政拨付全款，对麻风病人进行免费隔离医治。
　　如此看来，到了民国时期，在防控疫情方面，比起古代中国还是进步了许多的。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