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  
　　《晋书》,明代毛氏汲古阁刻本。  
　　司马昭
　　□黄西蒙
　　司马家族，在魏晋之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最为人所熟知，且往往形象不佳。相比昭然若揭的“司马昭之心”，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却自称“魏贞士”“魏之纯臣”，似乎并不愿意随家族里的其他人一起享受改朝换代的“荣耀”，以至于让后世不少人认为，司马孚是司马家族里罕见的仁孝忠义之人，甚至连言语向来犀利的明代思想家李贽都说他“松柏也，可敬，可敬”。
　　但是，仔细阅读史书上的蛛丝马迹，却会发现司马孚的形象绝非表面上那么简单。虽然他自称曹魏忠臣，却在司马家族谋权篡位的时候，什么也没做，也跟着家族的成功一起享福。司马孚到底是个真正的君子，还是表演能力极强的小人？
　　在曹丕与司马懿之间
　　《晋书》对司马孚的人生经历，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有关司马孚的史料，摆脱不了其兄司马懿的身影。《晋书·安平献王孚》开篇就说，司马孚天资聪慧，擅长文学，知名度不亚于大哥司马朗、二哥司马懿。当时，司马家族的八个兄弟，因为他们的字里都有一个“达”字，人称“司马八达”，都是一时英杰。司马孚从政之初，曾经是曹植的下属，但因为曹植恃才傲物，司马孚感觉他难当大任，便离开曹植，进入曹丕门下。这个选择让司马孚在第一次政治变局中幸运地“站队”成功，曹魏代汉后，随着曹丕称帝，司马孚的官职也不断攀升，直到被封为关内侯，也被时人普遍视为曹魏忠臣。
　　从史书记载来看，司马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有超越常人的冷静和睿智。根据《晋书》的记载，曹操去世的时候，曹丕痛哭不止，但此时还不是沉浸于悲伤的时候，整个曹魏集团的命运，都系于曹丕一人之身。司马孚见状，便立刻劝谏曹丕，应当尽快即位称帝，不要再被一时情绪影响。相比那些冷血的统治者，曹丕身上还有点性情中人的气质，有这样自然的情感流露，实属正常。但政治是无情的，司马孚在年轻时就确知这点，便在关键时刻辅助曹丕登上大位，张罗相关事务，在井井有条的安排中，可见司马孚心思之缜密。
　　曹魏的皇帝普遍短命，司马孚经历了整个曹魏的历史，但不像其兄司马懿，他的官职虽在有条不紊地晋升，但并不算高调。随着司马懿的势力越来越大，司马孚行事更加谨慎低调，虽然史书上没说他跟司马懿之间是否达成了某种明确的共识，但他一直默默支持着兄长的军事和政治行动，却也始终不肯做出头的人，更像是历史的背景板，为司马懿的精彩人生发挥着衬托作用。
　　司马氏夺权的第一个关键事件高平陵之变中，司马孚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司马懿带兵出城，司马孚与司马懿之子司马师，一同看守宫门，稳住大后方，让司马懿可以在城外对付小皇帝曹芳和大将军曹爽。最终司马懿政变成功，司马孚后来被加封为长社县侯，在朝中地位越来越高。从这一刻开始，司马孚和其他司马家族的人，已经不可能再是曹魏忠臣了，而是赤裸裸的叛臣，不论他自己如何解释，也无法洗脱他在夺取曹魏宗亲权力的事变中的罪责。
　　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能成功的重要因素，与他之前长年的忠厚形象造成的蒙蔽效果有关。司马懿几乎是赌上了一辈子的声誉，在即将走到人生终点之时，来了个惊天大动作。与后来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同，司马懿长期隐忍，而不是过早地展现野心，否则也不可能在曹魏宗亲眼皮下面安然活着。而司马孚更加低调，没有让外界看到丝毫异样之处，不论是擅长伪装，还是真的早期没有野心，从结果上看，他们的篡权之路，都没让敌人找到破绽，可谓政治上的高手。
　　相比他们的政治能力，司马懿和司马孚更超凡之处，在于他们的寿命。司马懿凭借长寿的身体，耗死了诸葛亮，也耗死了多个曹魏皇帝和宗亲，而司马孚比司马懿更是“超长待机”，在三国乱世竟然活到了九十三岁。在司马懿死后，司马孚就成了司马家族资历最老的长辈，他即便再低调，他的任何言行举止也都被外人看在眼里，这也成为司马孚晚年人格矛盾得到充分体现的原因。
　　代魏之际的表演与配合
　　司马氏夺权的第二个关键事件，是司马昭杀害高贵乡公曹髦。虽然表面上看，是司马昭的亲信贾充指使成济做的，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司马昭的意思，贾充不过是那个出手干脏活的人。贾充成了可悲的背锅者，最终的受益者还是司马家族。不过，司马昭还是假惺惺地表演了一下，但假装的不知情和很悲伤的状态，并不能蒙骗别人。但司马孚的表现却显得很“真实”，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司马孚是真的忠诚于曹魏。
　　看到遇害的高贵乡公曹髦，司马孚不仅痛哭，还把曹髦的尸体放在大腿上，哭着说“杀害陛下，是我的罪过”。如果说，司马孚真的想表演，完全可以不这么说，因为这样说无异于将曹髦之死与司马家族绑定在一起，即便再愚笨的人，也会明白怎么回事了。但是，如果说司马孚不是表演，而是真情流露，是真的因为皇帝被杀而痛苦，他却没有在刺杀行动中有任何阻拦动作，也没真的大义灭亲，追究司马昭的责任。
　　在司马昭死后，司马孚依然健在，并见证了司马炎代魏的全过程。当时，司马孚表现出对曹魏的极大留恋，表面上看起来情感十分真挚。《晋书》上说：“及武帝受禅，陈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辞，执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但是，执手泣别前朝帝王的司马孚，坦然接受晋朝的封赏：“其封为安平王，邑四万户。进拜太宰、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可以说，司马孚把名声赚足了，现实利益也都享受到了。
　　事实上，这就是典型的家国利益冲突，如果司马孚忠于司马家族，他就没法反对司马昭、司马炎的做法，如果他忠于曹魏王朝，就应当谴责自己这些晚辈。事实上，司马孚更像是在与司马昭、司马炎很“默契”地在表演，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当天下人声讨司马昭弑君、司马炎代魏之时，司马孚的表演，就可以起到安抚旧臣、怀柔敌手的作用。
　　在时局变幻之时，司马孚这类人并不是少数，他们身上有过挣扎，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没有成为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也不是可以超越自身阶层和家族利益的超凡角色。南宋理学家陈普在咏史诗中说司马孚“鱼熊兼得古今难”，确实戳中了司马孚的纠结之处。家族做了谋权篡位的事，司马孚作为家族里很有话语权的大家长，岂能摆脱干系？既想名留青史，又不想放弃荣华富贵，天下岂能有这样的好事？
　　遗言自封为“曹魏忠臣”
　　司马孚在九十三岁高龄去世之时，是西晋泰始八年，司马炎的权力已经得到巩固。《晋书》上有记载，司马孚留有遗言，对自己以曹魏忠臣的形象盖棺论定：“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平心而论，“魏贞士”这个称号，对司马孚来说有点尴尬。从始至终的忠贞无二，才能算“贞士”和“纯臣”。但从司马孚的行为而非言语上看，他积极参与了高平陵之变，为司马家族篡权夺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司马昭弑君时和司马炎代魏时的高调表演，也丝毫没影响他加官晋爵，安享荣华。司马孚的历史形象，与其说是自我矛盾的呈现，不如说是精心谋划的结果。
　　相比之下，司马家族中一个知名度不高的人物司马顺，更有资格自称曹魏忠臣。《晋书》有记载，司马顺是司马孚的七弟司马通的次子，在司马炎代魏时，他大哭道：“这不是唐尧、虞舜的做派，却假借禅让的名义！”如此慨叹，直接戳穿了司马炎篡权夺位的行为本质。司马顺的做法，果然为自己招来的祸患，被贬黜到武威姑臧县。但是，即便被流放，司马顺还是没改变自己忠于曹魏的意志。
　　要看一个人的精神本色如何，不能只看其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以及其行为引起了何处结果。司马孚说了很多令人感动的话，也骗过了不少单纯的读书人，但在老辣的政客看来，司马孚的做法是很克制的，是很有边界感的。司马孚从来不会直接谴责司马家族的做法，最多只会批评自己，或者为曹魏皇帝的遭遇而慨叹，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司马家族的封赏。这说明在司马昭、司马炎等统治者眼中，司马孚心里是“有数”的，也不担心他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还能给司马氏带来不错的声誉。对于这样的大家长，司马家族怎会排挤和伤害呢？
　　在后来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类似司马孚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但在政治忠贞观念很重的汉朝，司马家族篡权夺位的做法，的确令当时的读书人难以接受。但从政治上看，司马孚和其他司马家族的人，都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人，当他们在自觉或被迫地走上历史舞台中心的时候，就很难改变这个大势了。或许司马孚在年轻时代也有着做“大汉忠臣”或“曹魏贞士”的想法，但随着时局的动荡和混乱，秩序不断瓦解，其心态和思想也在不断变化。
　　而且，即便是政局变动中的当事人，在结果明晰之前，他们也很难判定谁赢谁输。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等人不同，司马孚并非司马代魏中的“第一参与人”，更多时候还是跟着形势一起走的同族人而已，因此，他既不是政变成功后享受丰厚回报的“第一受益人”，也不是政变一旦失败时的“最高风险者”。司马孚看似矛盾和纠结的做法，可能也是在乱世中自保的做法，也能保全自己的名声。若能改朝换代更好，但以大魏忠臣为结局也不错。若成功代魏，自己只需表示对曹魏的忠贞，并不做任何反对司马炎的举动，也能平安终老。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