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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部分极力体现曹魏少主的贤明有德 后半部分却对历史事件“曹髦之死”惜字如金
曹髦与《三国志》的春秋笔法


  □黄西蒙
  如今人们常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这句话背后的历史事件,是司马氏吞食曹魏政权的关键一步——曹髦之死。而成济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弑君,也大大增加了戏剧性,使得曹髦之死成为《三国演义》等后世文学作品的经典片段。
  但是,作为距离此事最近的历史记载,陈寿《三国志》中关于曹髦的记载却有些吊诡:前半部分极力体现曹髦的贤明有德,后半部分却将曹髦之死一笔带过,还收录了郭太后激烈批判曹髦的诏书。反观唐代成书的《晋书》,却清晰记载了司马昭弑君之事。
  陈寿是不知道详情,还是不敢说出真相?其实,深谙中国史官传统的陈寿,早已用“春秋笔法”告知了我们答案。
  贤明少主的雄心
  自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曹魏皇帝的大权就开始衰落,司马懿和司马师不断加强对朝廷的控制,皇帝也逐渐变成了傀儡。曹魏一共5位皇帝,除了开头的曹丕和曹叡,后面3人都是傀儡。但即便是傀儡,也有无限隐忍者和伺机反抗者,如果说曹芳和曹奂是前一种皇帝,曹髦无疑就是后者,是不愿忍受司马氏压迫、誓死也要捍卫皇室尊严的人。但是,他也因此被当街弑杀,最终草草埋葬,只落得一个高贵乡公的名号。
  曹髦为何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以死抗争的帝王?细究《三国志》中的蛛丝马迹,就能还原一个形象鲜活的曹髦。《三国志》用大量篇幅记录了曹髦勤学善思、贤明有德的一面,如果不是后来被司马昭杀害,这简直就是一个盛世明君的早年形象。“少好学”是陈寿对曹髦早年最精准的评价,为此陈寿甚至花了大量笔墨来讲曹髦与文人们探讨学问的故事。
  根据陈寿的记叙,曹髦在登基前后的表现也非常注重礼仪,很有分寸感。《三国志》上讲到众大臣去迎接曹髦的时候,曹髦不仅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姿态,反而十分谦恭,臣子说他可以乘车进宫,但他却说,在正式登基之前,应该与臣子一样,不能僭越。直到他登基称帝后,才使用天子仪仗,这让文武百官十分欣赏。曹髦当时才13岁,竟然如此遵守礼仪,通晓人情,已经展现了出色的政治家的早年形象。在他身边的人对他非常钦佩,钟会就称赞他“文同陈思,武类太祖”——文治武功堪比曹植、曹操,简直就是一代雄主。
  或许正是过早地展现出超凡的才华与品质,曹髦才引起了司马氏集团的警惕,司马师、司马昭是不会放过他的。随着曹髦的成长,他愈发不能容忍自己傀儡的身份,他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夺回被司马氏掌控的权力。为了抒发心中的愤懑,他写了一首《潜龙诗》:“伤哉龙受困,不能越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顾名思义,就是潜在暗处的真龙,囿于困境,只能暂时隐忍,若有时机,必冲上云霄,一展雄姿。
  巧用对比的春秋笔法
  甘露五年(260年),曹髦再也无法忍受。掌权的司马昭随时可能对他下手,他感到自己危机重重,只能奋力一搏。当年五月,他主动向司马昭发起挑战,亲率兵卒,杀向司马昭的府邸。此后便发生了后世熟知的司马昭弑君的故事:司马昭手下的贾充,指使成济杀了曹髦,而且是当街弑君,司马昭虽然假装此事与自己无关,却无法逃脱世人的眼睛,最终以弑君者的形象在历史上定格。
  吊诡的是,大段记述曹髦生平事迹的《三国志》,却在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上惜字如金,只用了“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这句话,就一笔带过了,也没说曹髦是怎么死的。其实,这种简洁本也是陈寿的写作风格,但他也不得不如此。陈寿曾经是蜀汉大臣,蜀汉灭亡后仕于西晋,专心撰写史书。写《三国志》时,正是司马家的人做皇帝,对于司马氏夺取政权中的一些不堪的过往,陈寿只能有所避讳。
  但是,陈寿又是严肃的史学家,出于对历史和后人负责的态度,他不能胡编乱造,毕竟“不隐恶”是历代史官的基本操守。因此,在曹髦之死这一事件上,陈寿就采取了巧妙的春秋笔法,虽然没有明写司马昭弑君,但直接把曹髦死后、郭太后下旨的内容全盘放在《三国志》里,其中黑白善恶,便十分明晰了。诏书上说:
  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东海王子髦,以为明帝嗣,见其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此儿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呼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言今日便当施行……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当令内外咸知此儿所行。又尚书王经,凶逆无状,其收经及家属皆诣廷尉。
  郭太后这封诏书是在司马昭的威逼之下写就的,所以内容十分离谱,全文都在谴责曹髦的暴虐。诏书中甚至还说,曹髦想射杀郭太后,幸亏司马昭救援及时,他手下的将军阻拦了曹髦,而曹髦也死在乱兵之中。这封诏书把曹髦的死看成恶有恶报,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应该把曹髦贬为庶人,以平民的身份下葬。
  这样夸张的诏书内容,显然与陈寿此前大段记载曹髦贤明仁德的内容不符。把司马昭强迫郭太后写的诏书内容放在这里,简直就是对司马昭的“高级黑”,看似在赞扬司马昭,其实通过对比叙述,已经把司马昭的虚伪、奸诈呈现得淋漓尽致了。而且,相关信息隐藏在曹髦的传记里,如果司马炎不仔细看,他意识不到陈寿在《三国志》里用了春秋笔法来描写司马昭。这样一来,既能最大程度保护史官的安全,也保护了这段历史记述的真实性。
  而在唐初房玄龄等人撰写《晋书》时,距离司马昭弑君已经过去了几百年,便不再有什么避讳的必要,因此《晋书》中的相关内容就十分清晰了。
  草蛇灰线指向终局
  在记录曹髦之死时,陈寿还专门点了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三人的名字,似是有意展现这一重大历史变局中不同臣子的形象。这三人原本都是曹髦身边的亲信,但在危急时刻,只有王经誓死捍卫曹髦,而王沈、王业为了保命,便把曹髦准备发兵反抗的想法,及时报告给司马昭,背叛了曹髦,这成为曹髦抗争失败的重要因素。
  是忠臣还是小人,只有在危急关头才能看出来,这就是陈寿通过这一看似不经意的“闲笔”来告诫世人的道理。他没有直接褒贬,毕竟这些历史人物距离陈寿生活的年代太近了,很多人的后代都还在,甚至还把控着权力。陈寿的微言大义与春秋笔法,已经尽可能地把历史最真实的一面记录下来。
  而《晋书》中,也出现了王沈、王业和王经三人的名字,前两人的告密者形象,已经在历史上定格:
  五月戊子夜,使冗从仆射李昭等发甲于陵云台,召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戒严俟旦。沈、业驰告于帝,帝召护军贾充等为之备。天子知事泄,帅左右攻相府,称有所讨,敢有动者族诛。
  《晋书》中此处的“帝”,指的就是司马昭,“天子”就是指曹髦。准备抗争的想法已经泄露,曹髦只能率领亲兵朝着司马昭的府邸奔去,还威胁前来抵挡的兵卒。虽然曹髦长期是傀儡皇帝,但他毕竟有皇帝的身份,当时的普通臣子和士兵还是很畏惧的,更不敢担上弑君者的骂名。直到曹髦率众遇到司马昭的亲信贾充,才被拦下。双方对峙之时,贾充手下的舍人成济抽出长戈,当场刺杀曹髦。这段故事后来被罗贯中写入《三国演义》,经过历代演绎,变成脍炙人口的故事。
  从内容来看,《三国演义》的叙述与《晋书》的记载大致相同,历史的真相就是成济在此事中成了“背锅”者,后来司马昭为了安抚人心,就将成济灭族。而贾充是司马昭最信任的人之一,自然不能抛弃。随着司马炎篡位,建立晋朝,贾充也成了从龙功臣,家族兴旺,成了世家大族。但也正是贾充的女儿贾南风,后来成为“白痴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祸乱朝政,酿成了八王之乱,最终毁掉了晋朝。不能不说,历史在此非常荒诞,成就司马家的人,最终也是毁灭司马家的源头之一。
  从历史影响上看,司马昭弑君动摇了司马家族建立政权的合法性,“得国不正”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晋朝历代皇帝的头上。在强调忠孝的古代社会里,弑君者自然不能称为“忠”。只能勉强在“孝”上做文章,这也导致晋朝在意识形态上无法以忠义束缚臣民的行为,民心丧乱来自上层,社会动荡不安,自然也为后来十六国乱世埋下了种子。
  司马昭与贾充虽然一时成功,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反而是失败的曹髦,因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在史书上留下了短暂却耀眼的光亮。历史上有很多傀儡帝王,郁郁而终者居多,被谋害者也不少,只有极少数勇于反抗,而且为了这次奋起抗争,能够隐忍多年,精心准备。人们往往偏爱那些“失败的英雄”,比如荆轲、项羽,尤其是在面对比自己强大多倍的对手时,依然没有低下头,誓死捍卫尊严,这就是源自世人内心深处的血性,平民如此,帝王亦如此。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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