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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件唱片记忆“中国声音”
收藏家徐世铭解读《唱片的时代回想》



  □本报记者 申志远 于秋莹 文/摄
  由省图书馆推出的《唱片的时代回想——文化艺术藏品展》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前来“打卡”。自唱片诞生至今,中国的唱片事业历经百年风云,始终与时俱进。此次展览通过九个篇章,用藏品实物真实记录了中国百年唱片事业的发展历程。
  记者独家专访了全部展品的提供者、收藏家徐世铭。徐世铭曾从事我省新闻及对外传播工作,为我省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此次展览他拿出了300多件唱片制品及相关文本,代表了不同时代“中国声音”的音响记忆。
  唱片的诞生
  以及在中国发展
  徐世铭告诉记者,1877年11月,美国人爱迪生研制成留声机并成功地在留声机上记录、播出声音;1888年,德国商人伯林纳发明了蝶式唱片;1897年,英商“谋得利”洋行,最先将圆柱形蜡筒唱片引进上海;20世纪初,法国人乐邦生在上海收费播放2分38秒长的《洋人大笑》唱片,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直到今天,人们都把《洋人大笑》作为传入中国的第一代唱片。”徐世铭说。
  此后,洋商开始在上海生产唱片,当时采取在中国录音后送国外制作,然后运回中国销售的办法。1904年,胜利唱片公司灌制艺人孙菊仙等人演唱的京剧《捉放曹》,被看作是中国唱片事业开始起步的象征。1917年,孙中山先生邀请日本人在上海虹口大连路合资创办大中华唱片厂,1927年改由中国人自立经营,使“大中华”成为第一家真正的中国唱片厂。
  “自从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发现留声机和唱片不仅具有娱乐功能,而且在保存民族文化、语言教育、开展救亡图存运动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徐世铭说,到上世纪30年代初,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唱片公司美国胜利和英国百代都在上海建立了唱片工厂,再加上本土品牌“大中华”,三家工厂1932年的唱片产能达到540万张。上世纪30年代,百代公司发行的周璇演唱的歌曲、梅兰芳的京剧等唱片风靡一时。当时,哈尔滨中央大街有家“里拉”唱片公司,专门销售西洋音乐和交响乐。
  抗战期间,我国唱片业出版了大量的抗日歌曲唱片。第一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在1935年由百代公司发行。1941年,美国歌手保罗·罗伯逊分别用汉语、英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以支持中国抗日,当时出版的唱片封面上还有宋庆龄撰写的序言。哈尔滨当时的民间抗日音乐团体——哈尔滨口琴社的成员就是通过唱片传播进步曲目。
  1949年5月29日,上海市军管会接收了大中华唱片厂。同年6月3日,唱片厂录制了包括《解放区的天》《军队向前进》和《向人民解放军致敬》等革命歌曲,这是新中国生产发行的第一批唱片。1951年1月,大中华唱片厂正式改名为人民唱片厂。1952年,人民唱片厂灌制了第一张唱片《我们要和时间赛跑》。1955年1月,上海人民唱片厂正式更名为中国唱片厂,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唱片生产企业。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唱片公司唱片封套图标为人民唱片,新的唱片牌号定为“中华唱片”,“天安门”与“华表”为新的商标图案。1958年,中国唱片厂自主生产了第一张黑胶密纹唱片《黄河大合唱》。1982年,国家成立中国唱片总公司。
  唱片成了
  见证时代的“古董”
  直至今天,中国的唱片事业一直与时俱进,为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服务。从黑胶到薄膜,从单声道粗纹唱片到立体声密文唱片,从盒式录音带到CD光盘,从VCD到DVD,从存储硬盘到数字平台……这些不同时代物质介质留存的中国艺术音响记忆,真实记录了中国百年唱片事业发展历程。
  1954年起,出版的唱片标牌分别为“人民唱片”“红唱片”“中华唱片”三种,此时的唱片是78转的粗纹唱片,平均每年生产215.5万张。1958年,密纹唱片试制成功,投入生产。密纹唱片容纳节目时间长,音质优美,为出版更多的文艺节目创造了条件。1972年淘汰了粗纹唱片。薄膜唱片的研制工作在1968年取得成功,为我国增添了一个新的唱片品种。
  1979年初广东省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打破了中国唱片“独步天下”的局面。与此同时,“太平洋”还是第一家拥有盒带生产线的厂家。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主宰了中国唱片市场80余年的四种平面唱片(粗纹、密纹、薄膜和立体声大密纹唱片)均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盒带和光盘系列。如今,中国唱片总公司虽然存在,但“中国唱片”真正发挥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从录音盒带、CD、VCD、DVD到现在手机蓝牙的大众化,唱片成了见证时代的“古董”。
  收藏是情怀
  更是聆听历史
  徐世铭告诉记者,“从1949年到1985年,我国平均每年出版各种唱片的数量达1589.76万张。”歌唱家的个人专辑唱片是“中国唱片”中数量非常可观的一类,无论是美声、民族,还是上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通俗”唱法,几乎知名的歌唱家均出版过唱片专辑,为中国声乐发展留下了原始音响资料。
  “收藏是情怀,更是对历史的聆听。”徐世铭说,“以前,中央大街有专门的唱片店,南岗秋林公司、道外靖宇大街的向阳商店以及各区的收音机商店,都有销售唱片和电唱机的专柜。1982年,在奋斗路的报刊门市部门口,还有专门倒卖薄膜唱片的黄牛。”
  梳理中国唱片资料可以发现,还有一些辅助性文本史料,例如伴随唱片发行的乐谱、欣赏手册。“这些乐谱和手册大多是中国唱片厂自行编辑,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乐谱大多为简谱,个别乐谱为简谱总谱,五线谱乐谱几乎很少见到。可以说,当年‘中国唱片’出版的地位是全方位服务社会,为中国当代音乐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徐世铭说。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是中国唱片从无到有、逐步辉煌的重要时期。唱片及广播传送的音乐作品,都为这一时段人们的音乐生活提供了真实和丰厚的“精神产品”,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音乐风貌。
  “唱片中的时代回想,是历史的回望,更是时代的命题,人民的经历。”徐世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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