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女子嫁妆丰厚，在夫家地位自然就很高。

　　很多女子经常要为嫁妆发愁。
　　男女双方交换正帖，要标明家中财产多少。
　　□南晨
　　宋代以前，婚姻的缔结十分注重门第、地位，但是到了宋代，门第身份不再被当做衡量婚姻的第一等考虑事项，士大夫与庶民之女结婚变得越发普遍。如果说科举制的繁荣推动了宋代婚姻观念的革新，使得宋人不再过分强调家庭背景，那么经济的发展则让人们在婚姻的缔结过程中越来越“重财”。
　　宋代男女结婚之前
　　先要说清双方家里财产状况
　　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意识的滋长，经商也不再是“贱业”，金钱以其独有的魅力，日益侵蚀着世道人心，控制着整个宋代社会。“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济世良法，唯借青蚨（指钱），立业成家”“钱如蜜，一滴也甜”，诸如此类的谚语、俗语在宋代俯拾即是，扑面而来。
　　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金钱势力的诱惑，宋人的婚姻择偶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婚姻论财──“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宋人在议婚的初级阶段要交换正帖。在正帖中，男女双方除了写明家庭基本情况之外，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具体标明家中财产多少。男方将“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俱列帖子内”，女方“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两家对比愿意之后才算将亲事定下。
　　定礼、聘礼以金器为主
　　成婚前双方家庭必倾其家资
　　如果男女双方在相亲之后都中意的话，那么双方就要下定礼了。虽然下定礼可以是些象征性的物件，但富裕的人家往往“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褙及缎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另有“以金瓶酒四尊或八尊”等送与女家，女家也往往“以紫罗及颜色缎匹、珠翠、须惊、皂罗巾段、金玉”等回送。
　　成婚之前，还要下聘礼。男女双方能否很快成亲，一个主要因素就要看双方家庭所下聘礼之多少了，因此双方家庭都要倾其家资。据《梦粱录》记载，男家的聘礼，“福贵之家当备三金”，即“金钏、金镯、金帔坠”。仕宦之家也有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长红裙，或红素罗大袖段”，加以“花茶、果物、团圆饼”等物。当然，财礼的多少，依贫富而定，但没有钱的人家，也要用“银镀”代之。
　　这种以金为主的聘礼形式，与唐代聘礼多用绢显然有别，它突出反映了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嫁娶论钱财风气的盛行，这种风气同样蔓延至皇族宗室。
　　嫁资高于娶资
　　宋代婚姻女方家花费巨大
　　事实上，宋代的婚姻制度中突出的“重财”反倒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厚娶，而是厚嫁。无论是女方出嫁，还是男方入赘，结果都是女方家花费巨大。因为女子能否体面地出嫁以及婚后在夫家的地位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嫁妆。
　　厚嫁女儿，本该量力而行，但在当朝贵族以及士大夫的推动下，却逐渐成了一种攀比手段，“风俗奢靡，日甚一日”。宋张端义所云“本朝尚名好贪”，即指这种风气。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一些人甚至认为：不陪丰厚嫁妆，反而令人羞耻。如《袁氏示范》中所见：“至于养女，亦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子女之羞见也。”
　　根据史料记载，宋代公主下嫁时，朝廷赐给驸马的嫁娶资用“倍于亲王聘礼”。宋神宗的同母弟弟赵颢，虽然贵为皇亲，但当几个女儿到了当嫁之年时，也没有雄厚的财力准备嫁妆，只好找到当皇帝的哥哥，请求预支俸禄来置办嫁妆。
　　高官、名士家族亦如此。范仲淹在初订《义庄规矩》时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宋代吕祖谦订立的《宗法条目》也规定：嫁女费用一百贯，娶妇五十贯。
　　因家中女儿太多
　　宋代众多名人为嫁妆发愁
　　北宋曾纡的《南游说旧》中记载，王安石打算将小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蔡卞。蔡卞是蔡京之弟，聪慧过人，13岁就考中进士，深受王安石赏识。王夫人吴氏因疼爱此女，就购置了昂贵的“天下乐晕锦”（宋代流行的灯笼纹锦）制成床帐来作为女儿的陪嫁。
　　无独有偶，南宋名臣李光喜得爱女，友人写信向他道贺，谁知李光却愁苦地回复：“我家有五个女儿，这下盗贼都不会来‘光顾’了。”据资料记载，南宋秦桧的妻子也曾声称她的嫁妆价值20万贯。
　　苏轼的弟弟苏辙为了给女儿筹办嫁妆，特地卖了他在河南新乡购置的一块好地，凑了“九千四百缗”，让女儿带进婆家。“九千四百缗”就是9400贯（每贯等于1000枚铜钱）。苏辙在日记里说，他这是“破家嫁女”，意思是，为了给女儿办嫁妆，他几乎倾家荡产。因此，在与好友章惇通信时，苏轼想到弟弟苏辙的近况，不由得这般写道：“子由（苏辙）有五女，负债如山积。”
　　厚嫁之风盛行民间
　　有贫女办不起嫁妆终身未嫁
　　随着士大夫阶级之间的攀比，置办豪华的嫁妆也蔓延至民间。当时的南方地区，很多少女刚刚到了十四五岁就不得不自己干活赚钱，置办嫁妆。但是能真正靠自己赚钱置办好自己嫁妆的女子少之又少，因为嫁妆花销实在太大，所以很多女子还是无法结婚。
　　据记载，福建漳州民间嫁女，陪嫁的随车钱“多者一千贯，少者不下数百贯”，因为在当地如果不这样，一定会被“乡邻讪笑”。而在当时的巴蜀地区，一些贫困家庭因置办不起豪华的嫁妆，以至“贫女有至老不得嫁者”。南宋初年，四川华成县令做了一个调查，该县到了婚嫁年纪还没出阁的姑娘有数百人之多。原因就是置办不起昂贵的嫁妆。
　　而当时福州知州孙觉曾经试行一道地方政策，规定姑娘出嫁之时，所带的嫁妆金额不得超过100贯。这项政策实施之后，一下子促成了几百桩婚事。
　　为获更多彩礼嫁妆
　　有人竟娶了30余位皇族女子
　　受婚姻论财风气的影响，有的宗室和朝廷大员为了获得更多的彩礼或嫁妆，不顾及自身的身份、地位，甚至视社会公序道德于不顾而与富商联姻。如北宋时，“京师富人大桶张家，至有三十余县主”，大桶张家竟然娶了30余位县主（皇族女子的封号），可见这种“宗室以女卖婚民间”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以致宋仁宗时不得不下诏严禁。
　　许多士大夫为了进入“豪门”，还不惜娶寡妇做“赘婿”。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时常州江阴县有一位孀妇，家中十分有钱，官吏王蘧不惜官员声名，入赘到这位寡居多年的“富婆”其家。
　　更有甚者，北宋初年有两个高官为了争娶一个有钱的寡妇闹得不可开交。宋太祖时期的宰相薛居正的养子薛惟吉（身居大将军之职）死后，留下寡妇柴氏和大笔财产。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寡妇再嫁时可以携带自身的奁产。而当时的两个“宰相”张齐贤和向敏中都看中了薛家这大笔的财产。为了迎娶柴氏，两人不惜大打出手，虽然最终张齐贤得手，但是此事搅闹到皇帝宋真宗那里，最终两人都被降职处理。
　　据《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