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家住在南岗区西大直街南侧的一个铁路大杂院里,8岁的我上小学一年级，6岁的弟弟还没上学。那时，全市正在搞爱国卫生运动，居民齐动手，要把“四害”（苍蝇、蚊子、老鼠、臭虫）一扫光。抓此项工作的居委会主任领着一帮人走家串户查卫生，重点是检查室内有没有苍蝇。卫生合格的人家门上贴红色的合格证，不合格的人家贴白色的不合格证。院里的婶子、大娘都要脸面，谁也不愿自家被贴上不合格证。于是，为防止苍蝇飞进屋，家家都安上了纱门、纱窗。干净的人家，还把碗筷装进白布口袋里。
　　为调动孩子们参加“除四害”活动的积极性，居委会开展了“有奖打苍蝇活动”，奖品有橡皮、铅笔、文具盒和书包等。打死50只开奖，打死的苍蝇越多奖品越好。那时各家孩子多，生活都不富裕，小学生的文具都是哥哥姐姐用过的，小铅笔头短了也舍不得扔，戴上铅笔帽继续用。那花花绿绿的新文具令孩子好眼馋。于是，院里的小伙伴们三五成群，一天到晚举着各式各样的苍蝇拍，屋里屋外地打苍蝇，有时还一直“追杀”到大杂院的露天厕所里。小男孩不知男女有别，时常虎头虎脑地闯进女厕所。我们把打死的苍蝇装进透明的小玻璃瓶里，一天不知要数多少遍，盼望着达到规定的数字，好去换奖品。
　　几天后，我打死的苍蝇已近100只，可弟弟打死的不足30只。弟弟打死的也不少，只是他年龄小，打苍蝇时使了全身的劲，由于力气过大，被打死的苍蝇血肉模糊，无法拾到小玻璃瓶里。我见小伙伴们纷纷换回了奖品，便要独自去换奖品，弟弟急得哇哇大哭。母亲让我匀给弟弟几只，帮他凑够50只，可那些是我的猎物，我舍不得。于是，母亲放下手里的活，帮助弟弟打苍蝇。由于家家户户都打苍蝇，一时间苍蝇竟成了稀罕物。后来，居委会通知说土里的苍蝇蛹也算数。我和弟弟闻讯十分兴奋，让母亲带我们从土里挖苍蝇蛹。那时，我们哥俩还没有铁锹高，挖土的活全靠母亲干。我们挖了一天终于凑够了可以换回奖品的数目。
　　当天傍晚，我和弟弟带着两瓶死苍蝇兴高采烈地到委主任家换奖品。走进委主任家房门，她家室内非常明亮。我一眼就看见玻璃柜里五光十色的文具。我看中的那个是画着北京天安门的文具盒。委主任是一位慈祥的老大妈，她戴上老花镜数了起来。我的奖品是一枝带橡皮的花杆铅笔，而弟弟得到的是一块橡皮。
　　白驹过隙，童年已逝。真想回到童年，让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再打苍蝇，不为金山银山，只为那份亲情……□王宝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