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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尊为“兵圣”,却可能是虚构出的名将
《孙子兵法》真出自孙武之手吗?

  明嘉靖三十四年锡山谈恺刊本《孙子集注》。  
  □蔡辉
  电视剧《狂飙》热播,带火《孙子兵法》。在剧中,善良的安欣警官向鱼贩子高启强推荐了《孙子兵法》,高读罢大受启发。高启强在和对手程程等博弈时,屡次采取“围师遗阙”“欲擒故纵”“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等方法,颇见“学习成果”。一个没文化的小人物,突然变成斗争高手,难怪观众对《孙子兵法》感到好奇。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名著,号称“兵法之祖”,历代名注家近200人,在海外亦有巨大影响。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亡海外的德皇威廉二世曾读《孙子兵法》,看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感慨道:“可惜我20年前没读到这本书,要不然何至于有今天的结局。”
  唐代杜牧说:“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孙)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无差跌(失)。”
  历史上真有孙武这个人吗?《孙子兵法》真出自他手吗?均无定论。以情理推断,《孙子兵法》不算难读,真有奇效,岂非人人都成名将?古人夸赞一本书,常过甚其词,但阅读是一个充满误解、歧义、模糊、遗忘的过程,谁也无法“完全掌握”,就算“完全掌握”它的孙武,一生也没啥显赫战绩。
  可见,说读《孙子兵法》能成人生赢家,纯属偶然。
  虚构出的名将?
  孙武被尊为“兵圣”。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是现存最早的私家著作,比《论语》还早。
  留下两大疑问:
  其一,《论语》多格言,《孙子兵法》却全篇散文,早出的文体竟比晚出的更成熟。
  其二,《左传》记录名将甚详,独不提孙武。
  宋代梅尧臣最早提出质疑,称《孙子兵法》乃“战国相倾之说”,方士冒名而作。苏洵亦疑,孙武言之凿凿,战绩在哪?全是纸上谈兵。南宋叶适则认为史上无孙武,“凡谓(田)穰苴、孙武者,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
  此后,李贽、全祖望、姚鼐、梁启超、钱穆等或曰“人存书伪”,或曰“人书皆伪”。钱穆认为,《孙子兵法》即《孙膑兵法》,真正作者是孙膑。
  最早记录孙武的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只有520字写孙武,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接着记录了吴王让孙武训练宫女的事,写法像小说,让人费解:《孙子兵法》无练兵篇,为何让孙武去搞新兵训练?
  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证明二书并存,孙膑、孙武是两个人。出土的《孙子兵法》共十八篇,司马迁可能看过此版本,“孙武练女兵”的材料便来自《见吴王》。
  由此推断,孙武可能身份不高,只是伍子胥的客卿,无法单独掌兵,仅做些幕后参赞、练兵等琐事,有军事才能,却无法获取战功。但此说亦不全面,春秋战国时,客卿中名将甚多,为何只有孙武落个“能写不能干”的下场?
  “二桃杀三士”的是孙武?
  司马迁笔下的孙武很模糊,晚他900多年的唐人林宝笔下的孙武却很清晰。
  据林宝编纂的《元和姓纂》(成书于812年),孙武出自田完家族,爷爷田书(也写成陈书、孙书,陈田孙当时同姓)征莒有功,被赐姓孙,封在乐安(乐安在哪,引起故居之争,一说是唐代乐安,即今山东惠民县,一说汉代有乐安,在今山东广饶),后田、鲍四族谋乱,孙武逃到吴国,“为将军”。孙武还是孙膑的爷爷。
  北宋欧阳修、宋祁编《新唐书》时,将林宝的说法直接抄入《宰相世系表》,清代学者牟迁相挖苦说:“随人儿戏,有妨信史。”
  《元和姓纂》是谱牒书,据家谱修成,用来分辨门第高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贵族与庶民身份对立,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家谱多伪托,林宝未深入辨析。
  据学者李桂生的《先秦兵家研究》,从时间看,孙书不太可能是孙武的爷爷。孙武见吴王阖庐是公元前514年,如此年20岁,孙书当60岁左右,可孙书于公元前484年被俘,90岁的老人为何还在领兵?
  据《左传》,春秋时有两个孙书,其中一个孙书是田完四世孙,另一个孙书与田完家族未必有关(至少司马迁没敢这么写),他应是孙武的爷爷。古人搞混,或因刻意攀附,或因田完后代中有名将田穰苴,孙武成兵圣,貌似合理。
  学者蒋豪推测称,据多版本的《孙氏族谱》,孙武即《晏子春秋》中“二桃杀三士”中的田开疆。晏子和齐景公合作,剪除豪门,孙武假装自杀,实则逃往吴国。
  孙武知兵不奇怪
  《晏子春秋》遭历代疑伪,但银雀山汉墓中,它被同时出土,说明至晚战国时已成书,但说孙武即田开疆,太过离奇。
  孙武的历史不断“变厚”,满足了读者的心理需求:无家族传承,孙武岂能知兵?孙武为何逃到吴国?他会不会打仗(田开疆战功赫赫)?
  历史写作成了集体附会,后人反比前人知道的多:先给孙武找个贵族祖宗,再把田、鲍谋乱扯进来,最后孙武成了名将……从炎黄史,到夏朝史,都有类似“变厚”的过程,即顾颉刚先生所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每代人都加入新创作。
  其实,孙武知兵不奇怪。
  春秋战国时,兵家传承分两脉,一是齐(管子、田穰苴、孙武等),一是晋(分裂后,魏多兵家,如吴起、尉缭、李悝等)。齐本东夷,好战,周朝建立后,姜太公的封国在齐,军事传统深厚。
  据学者李桂生钩沉,周代时人分五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平民,嫡长子世袭,余子递降,天子余子封诸侯,诸侯余子封卿大夫,故“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子第五代余孙成平民。但卿大夫可收士为家臣,保留贵族头衔。士的阶层遂膨胀,齐桓公设稷下学宫养士,兵家崛起。
  先秦兵家分五派:一是司马派,重军礼军法,代表人物是田穰苴;二是孙派,重权谋,代表人物是孙武;三是吴派,契合魏国实战,代表人物是吴起;四是太公派,重黄老术,有《六韬》《三略》;五是管子派,军政合一,有《管子》。
  “齐人好议兵”,五派居四,就算孙武非名门之后,也可能写出《孙子兵法》。
  是兵书,更是哲学书
  《孙子兵法》何时问世?一说春秋末年,一说战国中期。此时战争模式大变,从早期征伐、灭国,转向争霸。当天便分胜负的车战渐少,从山地等出奇兵突袭成主流。《孙子兵法》中多处提到“势”,此字出自战国中后期,此前写作“执”,但《孙子兵法》只提车战,无骑字,又似春秋末期状况。
  《孙子兵法》可能非一人、一时写成,但它谋篇较完整,又似独立创作。
  《孙子兵法》既是兵学著作,又是哲学著作。孙武延续并发展了《易经》中的思想:
  首先,强调德性优先。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其次,慎战论。《易经》主张“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孙武也强调:“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第三,整体论。主张整体去看战争,而非只看战争本身,强调“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源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第四,计谋论。一改春秋初“崇尚军礼,以仁为本”的陈旧军事思想,强调诡道,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强调“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契合“变易”思想。
  此外,《孙子兵法》强调“避实就虚”“以柔克刚”“适可而止”“不争善胜”等,均通《易经》。
  爷爷抄了孙子的书?
  《孙子兵法》与《易经》的主动融合,大大扩展了应用场景,从小众军事读物,变成大众哲学读物,人人能从中获益。代价是,只谈大原则,金句多,论证少,很难应用到实践中。这让《孙子兵法》变成万能解释框架,后代注家只能点赞,无处可批评,不利兵学进步。
  学者关万维在《〈孙子兵法〉成书时间新证》中,对比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认为传说中的“孙子抄爷爷”(即孙膑抄孙武)无据,更可能是“爷爷抄孙子”,比如: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在《孙膑兵法》中两次出现;
  《孙子兵法》中“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不通,扔掉辎重为何能诱敌?在擒庞涓之战中,孙膑用过此计,《孙子兵法》只抄结果,没抄战例;
  《孙膑兵法》提出“君令不入军门,将军之恒也”,似是《孙子兵法》中“君命有所不受”之源;
  《孙子兵法》罗列多种计策,无战术意图和应用前提,《孙膑兵法》则与实战联系。
  《孙膑兵法》中记录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细节,难编造,《孙膑兵法》中无抄袭《孙子兵法》处,《孙子兵法》却有抄袭《孙膑兵法》的痕迹。孙膑是一代名将,孙武却拿不出像样战绩。
  据司马迁记,《孙子兵法》共十三篇(他应读过十八篇本,但记为十三篇),《汉书》中,《孙子兵法》扩成八十二篇,另有图九卷。汉代三次大规模整理兵家著作,宁滥勿缺。
  三国时,曹操重订十三篇,即今本,所选篇目与银雀山汉墓中的本子均能对上,但删掉的69篇不知其踪。
  不能“拿来就用”
  《孙子兵法》在汉代被“封神”,有客观原因。
  汉代早期政治中,儒法斗争激烈,兵家与法家同源,早期法家人物之师多是儒家,相关思想融入兵家著作中。兵家只谈军事应用,不谈治国,两方都能接受。
  兵家成显学,齐脉压倒晋脉。钱穆先生说:“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之富强为基准。”《孙子兵法》成了兵家代表。
  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兵家也渐被边缘化,直至衰微。
  据学者熊剑平在《〈孙子兵法〉海外接受的特点和启示》中钩沉,因文化差异,一些外国学者批评“慎战”思想是“胆小鬼”;还有学者指责《孙子兵法》“只是短小、精干的格言警句”“没有描绘实施的细节”……这些评论不公允,甚至有偏见,但批评使人进步,反而加深我们对《孙子兵法》的理解。
  一些专业学者都读不太懂《孙子兵法》,高启强就更难读懂。《孙子兵法》谈具体操作少,谈思想方法多,不能“拿来就用”,更不能“快速见效”。高启强后来心狠手辣,更多来自他的底层生活经验,非《孙子兵法》之罪。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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