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中共六大代表哈尔滨秘密接待站。

负责哈尔滨接待站工作的阮节庵、沈光慈夫妇。

中共六大代表哈尔滨秘密接待站旧址现为哈尔滨画院。 
　　1928年春，中共中央筹备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党代会。参会代表从中国赴苏联莫斯科唯一的中转地就是中东铁路枢纽城市哈尔滨，而后有满洲里的西线和绥芬河的东线可供选择。为确保赴苏参会代表的绝对安全，中共中央决定在哈尔滨建立秘密接待站。最终选定埠头（道里）区外国四道街东南口附近的普通平房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经哈赴苏的秘密接待站，安全护送40多位参会代表从哈尔滨赴莫斯科，确保了中共六大的顺利召开。由此，哈尔滨成为我党的重要红色通道和枢纽。

□王树元

壹
　　中共中央在哈建立
　　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和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正是在这样的革命转变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是为了系统地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而召开的。由于当时严峻的白色恐怖，在国内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有困难的，加之这年春夏，将相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等会议，考虑到届时中共中央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次会议，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因此，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秘密召开。
　　参加会议的代表分批前往莫斯科，他们的行程路线主要由上海乘船经大连到哈尔滨，或由北京乘火车到哈尔滨，然后再由哈尔滨通过中东铁路，走西线满洲里或东线绥芬河出境赴苏。
　　1928年春天，时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的李纪渊接到了筹建接待站，秘密接送中共六大代表的使命。于是他在埠头（道里）区外国四道街14号（现红专街20号哈尔滨画院）共青团员阮节庵、沈光慈夫妇家中设立了秘密接待站，负责接送中共六大代表工作。当时阮节庵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工作，他的妻子沈光慈是电话局的打字员，他们都有公开身份，便于掩护。
　　此外，中共中央还派了当时在中央妇委工作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带着小女儿瞿独伊到哈尔滨，协助哈尔滨县委完成接送任务。
　　贰
　　中共六大代表
　　分别经满洲里和绥芬河赴莫斯科
　　从当年4月初开始，中共六大代表陆续从关内来到哈尔滨，他们到哈尔滨后便按接头地址来到埠头区中国大街（现中央大街）的一个估衣铺内，一位姓白的代表是鲜族人，他原在上海做翻译工作，这次党组织派他来做交通站的工作，大家都称他小白。小白以店员身份作掩护，随时与来哈代表接关系，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关系接上后，再由李纪渊通知杨之华，最后由杨之华或阮节庵夫妇安排食宿。单独来的男代表，基本都由杨之华带着女儿一起住，对外就说是“夫妻”。当时杨之华的女儿只有7岁，很懂事，杨之华教她，如有人问就说是“爸爸”。小独伊很乖，口口声声称一起住的男代表为爸爸。当完成接待任务后，小独伊曾奇怪地问杨之华：“妈妈，我怎么这么多爸爸？”杨之华无法回答孩子。有时几个代表们集中一天来时，就另行安排，住在其他同志家里或旅馆。有女代表的，就把男同志安排在一起住；没有女代表时，就由哈尔滨党组织另行安排女同志掩护。代表一般只在哈尔滨住一两天，接待站人员为他们更换成北方人的装扮，以便护送他们出境。
　　去苏联的线路有两条，分别是中东铁路西线满洲里和东线绥芬河。大部分安排走满洲里线路，一小部分安排走绥芬河线路。走满洲里线路的，临行前，由接待站交给每位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到了满洲里后，在车站就会看见两辆马车在那里等候，马车的前面挂着带号码的车灯，一辆车为67号，另一辆车为69号。代表手里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时，把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就可上车。然后马车夫扬鞭催马，马车很快越过边境。苏联边境那边也设立了接待站，负责安排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走绥芬河线路的，由哈尔滨乘火车到达绥芬河后，通过一个苏联铁路工人接头，被安排在他家食宿，到了晚上，由这个苏联人带路过境，需要跋山涉水，走很长一段路才能过去，晚上启程，第二天早晨才能到达苏联境内。然后乘火车去海参崴，再由海参崴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那时由海参崴到莫斯科乘火车要走20多天。所以哈尔滨接待站尽量不安排这条线路，但有时代表太多，就不得不分散出发了。
　　叁
　　精心安排40多位中共六大代表
　　赴苏和返回
　　1928年6月18日，在莫斯科近郊纳罗法明斯克区兹维罗尼果得镇五一村的塞列布若耶别墅，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中共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中共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中共六大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又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秘密护送参会代表回国。李立三、向忠发、龚饮冰和苏美一等四人第一批回国，他们途经满洲里回到哈尔滨，并指派苏美一负责哈尔滨联络站的具体工作。但此人胆小，第一次去联络站时，由于心慌，错敲了别人家的门，门未打开，他觉得不对，以为接待站被破坏，于是便离职逃走了。联络站只剩一个姓白的和一个姓傅的同志负责工作。
　　其他代表，一部分留在苏联学习或工作，一部分采取分散回国的办法，有从满洲里入境的，也有从绥芬河入境的。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结束以后，又参加了7月1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来周恩来从绥芬河回国，一同回来的还有罗章龙、王德三。由于昼伏夜行又逢大雨，衣服和捆在腰里的文件都淋湿了。途经哈尔滨时，他们决定暂住几天，进行休整和晾干文件。当时周恩来住在天津南开学校同学吴玉如家里。罗章龙则被安排住在图画教师韩乐然的宿舍里。王德三是云南人，与楚图南是同乡，便投宿在楚图南家，几天后他们一同去了上海。
　　在中共六大期间，哈尔滨秘密接待站搭建的红色通道先后精心安排40多位参会代表安全赴苏和返回，为保障中共六大的顺利召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遗产，成为哈尔滨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王树元  哈尔滨党史研究会会员，热衷研究哈尔滨城市历史及党史，曾在多家刊物发表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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