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画像。
　　□黄西蒙
　　从历史上看，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文学经典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蒲松龄生前，他并未因小说创作而获得多少世俗上的成功。科举考试上的屡次失败，让蒲松龄的内心纠结而挣扎。一面是后世的赞誉，一面是生前的落寞，强烈的对比让蒲松龄的人生变得颇有戏剧性。
　　“清高”还是“世俗”
　　蒲松龄的祖辈虽然重视读书，但从明朝以来，蒲家在科举上成绩欠佳，只有蒲松龄的叔祖蒲生汶（也就是蒲松龄爷爷蒲生汭的兄弟），在明朝万历二十年中过进士，后来官拜玉田知县（今河北唐山玉田县）。蒲松龄的父亲蒲槃早年也努力求过功名，但在科举路上一直不顺，后来为了生存，只能弃学从商，靠做生意，给蒲家积累了一些财富。
　　蒲松龄生在这样一个并非治学世家却又有强烈科举企图的家庭，从小就受两种看似矛盾的观念的影响：一种是像历史上那些名臣良将一样，靠读书、考试一鸣惊人，考上进士，甚至成为状元，成为天子门生，然后靠一腔才华来治理天下；另一种则是委曲求全的人生路径，放弃科举之路，也别想着成为达官显贵，靠种地或做生意糊口度日。前者是一种理想化的人生，而后者则更加现实，很多读书人不想选择后者的道路，却最终无从选择。
　　蒲松龄内心有十分清高的一面，却也很渴望获得世俗层面上的成功。甚至这种情绪，在其创作里也不时流露。在《聊斋俚曲集》里，有一篇《富贵神仙》，开篇就说：“区区小愿欲求天，近绕村居百顷田，膝下儿孙多似玉，堂中妻妾美如仙，朝朝饮酒暮烹鲜，耳目聪明牙齿坚，皓齿清歌细腰舞，糊突混过百余年。”又有言：“每日奔波条处里撞，一举成名四海传。歌儿舞女美似玉，金银财宝积如山。一捧儿孙皆富贵，美妾成群妻又贤。万顷田园无薄土，千层楼阁接青天。大小浑身锦绣裹，车马盈门满道看。八洞神仙来上寿，福禄二星落尘寰。天官也赐千般福，人世永成百岁欢。”虽是歌谣，何尝不透露蒲松龄自己的心愿？他将很多美好的期待置入聊斋故事，与当时绝大多数寒门书生一样，他或许幻想过登堂入室、“修齐治平”的前程，但随着年岁渐长，俗务缠身，少年时代的意气风发越来越少，他也终究不能免俗，还是希望能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幸福：封官晋爵，金玉满堂，儿孙绕膝……
　　渴望世俗成功与精神品质高洁，并不是一定矛盾的，在蒲松龄身上，这点显得尤为明显。一方面，蒲松龄痛斥科举文化，鞭挞官场腐败，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得到科举体制的认可，始终不断地去考科举，直到晚年还是没取得进士功名，他又把希望放在儿子身上，如同曾经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因为自己没取得读书功名，就把希望放在蒲松龄身上……这是一个看不到结尾的循环，一代代读书人就在科举路上不断挣扎与蹉跎，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考中进士，飞黄腾达。这些成功者，不仅需要实力，也需要足够的运气，或者说，与科举应试体制的高度契合。
　　起点非常高却考不上进士
　　蒲松龄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才华、却与科举体制格格不入的读书人。从多种史料来看，蒲松龄在科举路上的起点，其实是非常高的：不到20岁，就连续取得县、府、道三次考试的第一名，名噪一时，连顺治六年（1649）己丑科的进士、官至山东学政的施闰章都大力赞赏他。这明确记载于《淄川县志》。蒲松龄年纪轻轻时，就已经在老家大有名气了，很多人都对他的前程大有期待，连他自己也不免沾沾自喜起来。但在取得秀才身份后，蒲松龄却在科举路上连连受挫，始终考不上进士。
　　科举体制对读书人层层筛选，对于普通出身的人来说，基本上只有考中进士才能当官，像蒲松龄这种考到秀才就迟迟上不去的人，要么选择放弃科举，在家务农，或像蒲槃那样做点生意，养家糊口，要么就只能另辟蹊径，去官员家里做个幕僚，或干脆在家教书，勉强度日。蒲松龄考了多次，但总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落榜，甚至有一次，他在答卷结束后才发现，竟然空掉了一页，让答卷呈现出尴尬的空白。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他更不可能金榜题名了。
　　蒲松龄的科举应试状态时好时坏，但随着年岁增长，其心态也愈发糟糕了。而立之年后，蒲松龄也不能一味备考了，只好远离家乡山东淄博，去一个名叫孙蕙的同乡那里做幕僚。孙蕙比蒲松龄的科举之路要顺畅多了，他在顺治十八年（1661）中了进士，被朝廷授命为宝应县知县。宝应县位于今天的江苏扬州，蒲松龄从淄博过去，一路上车舟劳顿，十分辛苦，又远离亲友，但为了能谋求事业上的发展，他也只能顶着压力前行。
　　这一年，蒲松龄31岁，对于古人来说，他已不再年轻。蒲松龄和历史上无数落榜读书人一样，因为无法跨越科举龙门，从中年开始，就长期笼罩在郁郁不得志的情绪里。如果能想得开还好，但多数人“学而优则仕”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思想还是很重的，蒲松龄也不例外，渴望科举成功、进入官僚体制的心愿，始终没有磨灭。这难免会导致其心中的纠结与苦闷，随着阅历增长，蒲松龄从自身蹉跎命运出发，对社会上很多壮志难酬的读书人，有了更多同理心，对那些在底层挣扎的穷苦百姓，有了更多同情心，而对那些腐败堕落、鱼肉百姓的官员，则更加憎恨。蒲松龄逐渐将见闻内化在心中，加上丰富的想象与强烈的情感，便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创作。
　　《聊斋》内外的犀利与纠结
　　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利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蒲松龄写下了大量出色的短篇小说。在这些故事里，蒲松龄的身影随处可见，哪怕是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也有着现实的底色，或批判，或慨叹，在当时就引起不少文人雅客的品读和赞赏。蒲松龄或许并不适合科举应试体制，他的思维方式是发散式的，充满奇诡的想象与细致的观察，只是不适合那种动辄用宏大修辞、时常歌功颂德的写作思维罢了。
　　不论是出于公义，还是出于自身的境遇，蒲松龄对清朝官场的讽刺是极其辛辣的，也是不留情面的。在《聊斋志异》里，有个故事叫《梦狼》：一个叫白甲的贪官，做了很多坏事，他的父亲做噩梦后，派人劝告他不要再为非作歹，但白甲不听，最后被人杀掉。后来，有官员要把他救活，却把脑袋安在相反的方向，从此白甲只能看到自己的后背了。蒲松龄慨叹道：“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苏而使之自顾，鬼神之教微矣哉！”在清朝官场现实中，是“苛政猛于虎”，而大多数官员并未遭到恶报，蒲松龄只得假托鬼神之事，以小说家的笔法，狠狠地惩罚这些恶人。
　　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想象，而在《贾奉雉》之类的名篇里，蒲松龄甚至对读书人也没少吐槽和讽刺，当然，也有不少“理解之同情”。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那些居庙堂之高的官老爷们，只要是读书人出身，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的情怀与操守，就很难不喜欢聊斋故事。或许，在很多“学而优则仕”的人心中，还有那么一些闲情雅趣，有一点超脱世俗的精神追求，更何况《聊斋志异》叙事简洁，言语辛辣，思想犀利，很容易给人带来阅读快感。
　　那些通过科举而走上人生成功之路的达官显贵们，或许在内心深处，也隐藏着一个可爱的“小蒲松龄”，但对真正活在清贫与落寞之中的蒲松龄来说，“老爷们”的成功人生，却是他一辈子都没能体验过的。蒲松龄通过文学创作，在身后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在其生前，却从中获益很少。穷苦了一辈子，直到晚年，蒲松龄的生活条件才渐渐好转。但即便如此，蒲松龄的生活依旧不算富裕，在他临终之时，也没能给子孙留下多少物质财富。
　　回看《聊斋志异》，其实在开篇的自志里，蒲松龄就清楚地描述内心的郁结，毫不避讳自己内心深处的落寞与失败感，并渴望得到世人认可的强烈愿望：“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
　　在蒲松龄心中，他当然知道自己是有才华的，甚至有超凡脱俗、睥睨众生的一面。但凡在文学创作上有很强表达欲望的人，大多是在才华上有自信的，否则他也没法剑走偏锋、妙笔生花。更何况，蒲松龄早年天才般的“三连试”成功，让他始终相信自己是有天赋的，有潜力的。但是，现实的失败又不断锤击着他，家人与师友的期待，也让他深感焦虑。巨大的落差感与求索不能的压抑感，令他内心深处无法释然，覆盖在身上的沉重包袱，也让他无从挣脱。
　　其实，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展现的创作思维来看，他的行文方式是天马行空的，是不受陈旧观念束缚的，甚至是离经叛道的。这种思维决定了他很难在科举体制里获得成功。蒲松龄对于科举体制与官僚体制的厌恶，是从他的亲身经历和观察而来的，那些为了金榜题名而皓首穷经、孜孜矻矻的读书人，那些为了满足私利而滥用权力、欺压百姓的贪官恶霸……一个个鲜活的案例都让他灵感迸发。但他毕竟是个活在君主专制时代的文人，并没有推翻陈腐体制的想法，并不是真的“反体制”，而是希望通过摒弃体制里丑陋的、病态的东西，获得体制里美好的、健康的力量的支持。
　　显然，蒲松龄的想法过于浪漫了，在皇权专制制度达到顶峰的清朝，朝廷对读书人的驯化与掌控水平也达到了巅峰。蒲松龄看不透这些，他很纠结，也很困惑，只能在文学中找点安慰。而在现实中，蒲松龄并没有多少成功者的“高光时刻”。试想，即便蒲松龄幸运地考取进士，成为一地的父母官，以他的政治品性和洒脱性格，其实也很难在官场上吃得开。到时候，或者像历史上很多文人那样，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之中，成为斗争的牺牲品，或者处处受限，难以施展抱负，只能郁郁而终，反而回过头渴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反向的“大彻大悟”，从此与官场同流合污，与世沉浮，成为清朝官僚体制下又一个“黑化”的读书人。
　　不论以上哪种命运，似乎都不太好，蒲松龄没有进入官场，对他来说，其实未必是个坏事。能够遵循本心，顺从兴趣，踏踏实实地过一生，其实已经很难得、很幸福了。更何况，蒲松龄还有贤惠的夫人和孝顺的孩子，家庭虽不富裕，却也无太多烦恼，更无大风大浪。拥有这样看似平平淡淡的人生，何尝不也是一种成功呢？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