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官员把一个人能干的活分成数人去做，确保年终奖人人有份儿。
　　□程鹏 孔勇
　　年终奖虽然是现代职场中谈到的词语，但实际上已是在中国古代延续了数千年的一种文化。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皇帝给官员发放年终奖已经有了先例，称为“腊赐”。顾名思义，就是在腊月赏赐钱物，以备过年之需。和现代一样，依照官员等级的不同，“腊赐”的数量多寡不一。
　　皇帝发放年终奖
　　汉代“腊赐”超过全年工资
　　据杨侃的《两汉博闻》记载：在汉代，“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古代官名，地位同三公）、候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
　　其中提到的“钱”是五铢钱，据研究，汉代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角。连同牛肉、粳米加一起，大将军、三公获得的年终奖励差不多高达现在的10万元。对照一下当时官员们的工资，像大将军、三公之类的高级官员，月薪约一万七千五百枚五铢钱，合人民币七千元，一年下来八万四。也就是说，他们的年终奖励超过了全年工资。
　　高额的年终奖励，既是对官员们过去一年辛苦办公的嘉奖，也勉励百官来年加油干工作。这些钱、肉、米都是出自国库，相当于皇帝自掏腰包，倘若没有十足的魄力，谁也舍不得这么大方发放。这也让后来人看得眼红，清代的徐昂发先生在比较了历朝历代的年终奖数额后，不禁感叹说：“汉世优恤臣下，可谓厚矣。”
　　北宋时期官员
　　工资很高年终奖却少得可怜
　　与汉代相反，北宋官员的工资相对较高，年终奖则少得可怜。以我们熟悉的包拯包青天来说，他任职开封府时的基本工资包括了月料（月薪）、餐钱（饭补）、茶汤钱（水补）、薪炭钱（取暖费）、公使钱（招待费）、添支钱（岗位津贴）等等，全部下来差不多已有万贯。反观当时官员的年终奖，即便是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也不过五只羊、五石面、两石米、几坛酒而已。
　　无论赏钱还是赏物，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非常实惠的东西，直接关系到官员们的春节消费。到了清代，赏赐的物品种类更为多样。除了皇帝御赐银钱外，清宫有“冬至赐貂”的惯例，每逢冬至，在南书房、如意馆、昇平署等部门上班的人都能得到数张貂皮。临近年尾，各王公大臣以及部分外廷大臣还能得到皇帝赏赐的“福”字一幅，“岁岁平安”荷包一个，灯盏数对，以及从辽东运来的鹿尾等珍贵物品。福字、荷包虽然有点形式主义，但既然受赐于皇上，自然意义非凡，百官还是会引以为荣，格外珍惜。
　　官员自筹过节费
　　翰林院起草任命书赚“润笔费”
　　在古代庞大的官僚系统之下，皇帝发放年终奖通常无法面面俱到，即便像汉代那种相当敞亮的发放标准，也难以兼顾到各个级别的官员。为了达到获取年终奖的目的，官员们也不闲着，想出了各种办法自筹经费，听着总有点自我发放过节费的味道。
　　翰林院是历代公认的“清水衙门”，负责起草文书谕旨，财权、事权都不怎么突出，所以平时捞油水的机会本就不多。好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但凡遇到一些官员升迁上任，需要翰林院起草任命书，这些官员就会向翰林院送些礼物，权当“润笔费”。一年下来，礼物积少成多，积零成整，成了翰林院一项相当可观的收入来源。比如宋代，官员送来的谢礼包括丝绸、马匹、铜钱等，动辄几十匹马、几千贯钱，数量着实不少。收到的谢礼怎么分配呢？一般来说，一年中分两次发放，三伏天发一次，年末时发一次。为了分配平衡，翰林官员们在起草文书时会让大家都参与进来，一个人能够干完的活儿，往往要分成数人去做——张三负责起草，李四帮忙润色，王五随后誊录，再有个赵六完成审校。如此一来，年关岁尾分成时就能保证人人有份儿。
　　被允许放高利贷
　　唐宋衙门千方百计赚年终奖
　　在造纸术还没发明的秦汉魏晋各朝，书写、传递公文主要是用竹简来完成。为了防止竹简丢失或有人篡改，各部门在发文时通常会在外边套上布袋，然后加盖封印进行加密。其中一些单位，如负责收集百官审查文件的御史台，一年下来能收到大量的布袋。这些废旧布袋堆在办公室，既占地方，也无法再循环使用，官员们便在年底拿出去卖掉，卖布所得随即分给内部同僚，算是年终分成。
　　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发达，朝廷一度允许各衙门向民间放高利贷。放贷的本钱，既有公款，也有官员们凑起来的集资款，按照当时的利率，月息能够达到百分之三。一旦放出，包赚不赔，全年下来，很多衙门都有了自己的小金库，拿出其中一部分用来打点上司，剩下的就成了本部门各官员的年终奖励。正所谓古今皆有生财道，工资加上福利，古代官员们的生活水准其实也还不低。
　　从上到下都需打点
　　清代官员流行送个小“红包”
　　单凭皇帝赏赐，或是同僚自筹，似乎还不能满足官员们的消费需求。长久以来，官场形成了送礼打点的潜规则，春节尤其是下级孝敬上级的绝好时机。这种进项虽然不能称为年终奖，但它也是官员们年终收益的重要来源。
　　明朝万历年间的周晖（明朝官员），有一年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看到南京兵马司衙门前聚集了浩浩荡荡的一群人，每人手捧一个食盒。周晖好奇不已，忙上前打听，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来给兵马司官员送礼的。这让周晖大感诧异，毕竟当时兵马司只是负责南京城的治安消防、看守囚犯等杂事，官员品级也不高，竟然有这么多人前来送礼孝敬。这从侧面也能反映出，其他衙门各官每逢年节定能收到不少过节费。
　　说到送礼，清代官员们的智慧着实让人佩服，既要送到位，还不能落于俗套，采取的办法是送荷包或者信封这样的小“红包”。当然，这不是普通的荷包或信封，学问和深意都体现在它们的名字上面。如果上写着“强仕”，就代表送银四十两，出自《礼记》中曾写道“四十强而仕”；接下来是“大衍”，取自《周易》之中“大衍之数五十”一句，代表五十两银；“耳顺”的意思好理解，《论语》有句“六十而耳顺”，那就是六十两银。
　　有些名目更雅、寓意更好的礼单，还会考验一下收礼官员们的脑筋，好在都比较简单。比如，“百寿图一轴、两轴、三轴”，分别是指银子一百两、二百两、三百两；“双柏图一座”，即二百两；“秦关一座”，是一百二十两，典故出自“函谷关高一百二十丈”。据说末代皇帝溥仪的叔父载涛，曾经收到过一个信封，上写“千佛名经”四字。怎料这位皇叔不明所以，还请人前来解读有何佛法深意，直到打开才知道，原来竟是一千两银票。
　　民国上海工商界
　　专门有过“年奖问题处委会”
　　年终奖励不只是古代官员们的专利，民国期间一些供职于银柜票号、粮米油店、丝绸布庄的雇员或学徒，也会在春节来临时收到老板的过节奖励。一名员工能够得到多少年终奖，关键要看平日表现，也就是自我奋斗和付出，但也要考虑到店面效益，以及老板的人品秉性。
　　冯玉祥在河南开封时，曾注意到火车站附近有一个绸庄，老板姓马，对待员工就比较苛刻。他给店员发年终奖，往往是三年一发，而且专门选在正月十六日才发。马老板的这种管理方式相当精明，因为三年一发，所以店员很少有工作一两年便辞职的，怎么也要熬到三年，等待发了奖才会有出走的念头。正月十六日发，则无形之中保证了伙计们年前能坚守阵地，不至于搞得绸庄最忙的时候缺少员工。等到三年之后的正月十六日，伙计们每人领到一笔奖金，又通常不想另谋他职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丝织业、邮政业、船舶业经常发生工人争取年奖的罢工行动，以致上海工商界还联合成立了“年奖问题处委会”，专门负责调解协商各工厂的年终奖发放问题。据1948年《工商法规》刊载的一份报告，“年奖问题处委会”曾出台过四条决议，针对工厂不发年奖、工人罢工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由此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年终奖金，数量还是其次的，更被看重的关键还是那份诚意和问候。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