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我读初一那年，父亲请姑夫来我家打衣柜。一个周日不上学，我就待在家里看些课外书。姑父在屋中间做木匠活，我在炕上或躺或坐，捧着一本书看。姑父做着活儿，时而看我一眼。
　　姑父的木工活做得地道，在十里八乡很有名。姑父常常因为活儿多忙不过来，然而，许多人家宁可姑娘晚一些出嫁，也要请他打陪嫁的家具。又一个周日，父母和姐姐都到地里干活去了。姑父歇下来的时候，对我说：“侄子，你都十二三了，不算小了，你父母去地里干活的时候，你在家也该做点儿事情。”姑父喝了口水，又说：“做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
　　其实，我不是什么活都不干。平时，我会扫地、扫院子、刷碗刷锅、擦桌子，看到水缸里没水了，我会去挑一担，拾柴火、打茬子（收完玉米剩下的根部茬子）更是常事。小学三年级，我就开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给庄稼捉虫子、拾麦穗、掰玉米等农活我都做过。
　　听了姑父的话，我再挑水的时候，总是要一口气把水缸挑满。我用来挑水的水桶，是大人们常用的那种，挑一担水，往返要走四五里路，脸憋得红红的，喘气也不再那么均匀，说不累是假的。但是看到姑父投来赞许的目光，我心里很美。
　　那时候物质匮乏，生活用品均需凭票购买，公社每月供应的那点儿煤，连半个月都不够用。每到星期日，我就背起花篓去地里拾柴火。我把拾来的柴火整整齐齐地靠着南墙码成垛，看着柴垛逐渐升高，心里有一种满足感。有了我拾的柴火，家里就不用为煤不够烧而发愁了。
　　后来，我在铁路部门做统计工作，由原来站段的统计员到铁路分局的统计监察，都力求做到最好。评职称的时候，从初级到中级，又到高级，我参加全国统一考试，都是一次考过。
　　后来儿子渐渐长大，当我和他聊起姑父说过的话以及老人家的木工活时，儿子总是默默地听着。
　　儿子在工务段上班的时候，他征得单位领导的同意后，每晚去附近的电脑班上课。再往后，他参加成人高考，上了函授大专。有一年，段办公室成立了信息中心。儿子通过考试，转到了信息中心工作，他还凭着刻苦学习和熟练的五笔字型盲打，留在办公室写材料。一步一步，儿子升为融媒体中心主任，后来又被招聘到铁路局融媒体中心工作。
　　现在想来，我和儿子两代人工作、学习中的小成就，都得益于当年姑父的谆谆教诲。
　　□楚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