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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房当邮差的青春岁月

  作曲家施光南给本文作者的亲笔信。  
 
  作曲家施光南作曲、本文作者作词的歌曲发表在《轻音乐上》。  
 
  □张静波
  1983年,21岁的我从部队退伍,被分配到哈市平房区友协邮电所工作,在这里开始了我的邮递生涯。
  那时的平房区还是哈尔滨的郊区,有一个蛮好听的名字叫卫星城。人们知道“平房”这两个字,是因为这里有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的遗址。  
  友协邮电所位于友协大街与新疆大街交口处,办公场所是租用当时国营伟建机械厂单身宿舍的一楼,两扇铁门,门的左侧挂着一块金属牌子,印有“平房邮电局友协邮电所”字样。邮电所是一间简陋的不足40平方米的屋子,水泥地面,白灰粉刷的墙壁。一部分是投递室,另一部分是营业室,十几名邮递员负责投递工作。投递室北墙有一扇窗户,墙里面镶嵌着铁栏杆,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我度过了懵懂的青春时光。
  从1983年2月开始,每天我都骑着一辆墨绿色的永久牌自行车,往来穿梭于新疆大街。402库家属区到新伟街合围的区域有一万多平方米,在这个区域内的单位和居民住宅的报刊、邮件都由我负责投递,我的投递量是平房区最大的。
  
  邮电所的屋子里总是散发出报刊油墨的芳香,地上是装得满满登登报刊的邮袋和用于分拣报刊和信件的木质桌子。在我心目中,邮局就是发电报和送信的地方。在20世纪70年代,我曾听到一首外国歌曲《邮递马车》,这是我对邮局最原始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的邮电所,送信、送报刊的邮递员清一色地骑自行车,送电报的骑摩托。
  刚到邮电所工作时,看老师傅将一沓报纸在桌子上墩得齐齐刷刷,见棱见角,再用右手攥住报纸的右下角,向左抖开一个扇
  面,再一五、一十地数报纸,那动作很是娴熟,我煞是佩服。当时的《哈尔滨日报》归邮局发行,每天早上7时许,邮车从市内抵达友协邮电所,经过40多分钟紧张的室内分拣和操作后,开始投递。当天的报纸和信件必须送达,否则积压报纸和信件是要扣工资的。
  那个年代,平房区最繁华的街道要数新疆大街,一条笔直的柏油马路,机动车和马车同行。邮递员有走街串巷的优势,城区风景一览无遗。我喜欢东轻厂家属区的苏联专家院,那是1955年建成的,朱红色的墙体,房顶铺着绿色的琉璃瓦,有烟囱、气窗,还有木制的阳台,这是当时平房区一流的建筑。
  
  刚上班时,我的工资是40.5元,邮电所对面的一溜平房是国营新疆饭店,记得新疆饭店的锅烙特别好吃,尤其是芹菜馅和白菜馅的,皮薄馅嫩,看上去油汪汪的。偶尔,我会和单位的小哥们儿三五成群地去新疆饭店解馋。如今,新疆饭店已被太平洋商厦所替代。
  盛夏,天气非常炎热,向阳村饭店加工的冰棍特有味道,不亚于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冰棍。在大街上,人们经常能看见像电影《黑三角》里一样的卖冰棍儿老太太,推着木质的小车,上下一边粗的暖瓶里放着冰棍儿,盖子封得很严实。我和单位的小哥们儿常常“烀冰棍”,所谓“烀”就是大家一起吃冰棍儿先不交钱,吃完冰棍儿后,让卖冰棍儿的老太太指定其中一人为大家埋单。
  邮递员也有“特权”,除了飞机场不让进,进大厂送邮件时,门卫从不拦着。最开心的是俱乐部放电影,邮递员不用买票,将文化宫或俱乐部订阅的报刊或寄来的邮件,在放映电影前送到收发室,就可以免费看一场电影。那个时候人们看电影要排队买票,能看上一场电影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
  邮递工作虽然机械而单调,但我的内心却充满绿色的渴望。一辆墨绿色的自行车,两个轮子旋转着都市的清晨与黄昏。到了隆冬时节,我喜欢骑着自行车穿过一条条飘雪的街道,有时内心也会产生小小的恐惧,滴水成冰的严冬,马路溜光锃亮,在这光滑的路面上,我用手捏紧自行车前闸,
  后车轮在冰面上扫出一个扇面,车子还不会倒下。当然了,在摔了数不清的跟头之后,我拥有了高超的车技。
  
  冬去春来,我渐渐地喜欢上这个小小的邮电所。因为在这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看到令我怦然心动的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那个年代只有够级别的干部凭票才能订阅到《大众电影》《参考消息》等报刊杂志,这些杂志不是每个人都能随意看到的。每当我把崭新的刊物从印着“中国邮政”的白色帆布邮袋里取出时,都会让我异常兴奋,以至于在我离开邮电所多年以后,在梦里仍多次浮现过这样的情景。正是这些文学刊物的魅力,使我从年轻到暮年,对文学一直痴迷不变。
  我开始用笨拙的笔试探着写诗,将诗稿投进信筒,然后一个人在信筒前犹豫了一会儿。这样单调而机械的邮递生活,也会有诗情迸发。
  1983年10月2日,《人民邮电报》发表了我的散文诗《我的生活》。那是一张铅字套红印刷的报纸,我站在邮电所门前的榆树旁,看着这张报纸,内心像秋天的树叶一样翻卷着……
  1984年10月,哈尔滨已是落木萧萧。这一天送完报纸和信件,我看到上海《青年报》刊发歌词征文,于是我试着投稿。我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在邮电所简陋的小木桌
  上,创作了歌词《我们年轻的瞳仁》。1984年11月2日,上海《青年报》发表了我的作品。
  1986年2月2日午后,正当我分拣信件时,意外地看到一件发给我的印刷品和一张20元的稿费汇款单,那时我的工资不足百元。信中这样写道——张静波同志:你好!我为你的词作谱写的歌曲《我们年轻的瞳仁》发表在《轻音乐》杂志上。该刊将赠书及稿酬寄给我转交。由于我也不知你的确切地址,费了好大劲才从报纸上找到,现将书及稿酬寄去,如收到,请回一封信。祝好!中央乐团施光南。
  原来,上海《青年报》发表了我作品后,引起了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曲家施光南的关注,并将其谱曲,发表在1985年第六期的《轻音乐》杂志上。随后,我收到了施光南老师的杂志、信件和稿酬,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施光南老师是我敬仰的人民音乐家,1981年10月我在辽宁凌源县当兵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军营里播放的歌曲正是施光南老师作曲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1986年3月11日《新晚报》发表了《作曲家和词作者素不相识——施光南与我市青年同作新歌》《张静波的节日》两篇报道之后,不少文艺青年纷纷来信,与我进行创作交流。
  发表《我们年轻的瞳仁》的《轻音乐》杂志和施光南老师的亲笔信,我将终生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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