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英之为此，非徒令人炫奇好异、悦目怡情也。盖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迹不能遍历五洲，见闻不能追及千古；虽读书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有遇之于目而仍不知为何名者。今博采旁搜，综括万汇，悉备一庐，于礼拜一、三、五日启门，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这是晚清思想家、教育家王韬在《漫游随录》中写下的话，他在1867年至1870年间赴欧洲旅行，曾去大英博物馆参观。
　　王韬指出了现代博物馆的本质，即：只读书不见实物，不能“广其识”。但和早期启蒙思想家一样，见新事物，只会哲学分析，不会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看问题，落入自圆其说、倒果为因的窠臼。
　　大英博物馆自1753年建馆，1759年对公众开放，直到1876年，普通人想进入，需4月提交申请，8月才得反馈。时人称：“参观大英博物馆的可能性，比进天堂还难。”直到开馆百余年，才较宽松，恰好被王韬赶上。
　　王韬意识不到，大英博物馆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广其识”，而是为塑造帝国价值观服务。只是随着大众文化成为主流，大英博物馆早期的残忍性、掠夺性才有所收敛，因藏得太深，让人误以为它一出生就是干净的。
　　对于大英博物馆，既要看到它是文明的殿堂，保存了许多珍品，也要看到它是一座文物的监狱，大量展品带有原罪。近日，网友自拍网络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揭开大英博物馆被隐藏的另一面。
　　有博物学 无博物馆
　　博物是科学诞生前的学术。
　　博物通过观察、分类、逻辑总结等展开研究。与科学不同，博物无实验验证，实用性差，但研究范围更广，方法更自由，更契合人类求知的天性。达尔文、林奈、法布尔等都是博物学家，非科学家。
　　古代中国涌现出许多博物学家，如李时珍、宋应星、沈括、洪迈、葛洪、张仲景等。
　　然而，经学传统抑制了博物学的发展。经学强调死记硬背、反复练习，以最大化保存传统文化成果。博物学强调的融入自然、快乐为本、独立观察等，被视为“荒疏”和“嬉”，遭到否定和约束。
　　此外，历代统治者对商人充满警惕，刻意抑制。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类似规定很难长期贯彻，但有吓阻作用——巨商多低调，藏品轻易不外露，更不敢向公众展示。所以，中国博物学始终未得充分发展，亦未能内生出博物馆文化。
　　人人谈博物 因为能发财
　　欧洲早期情况与古代中国近似，直到16世纪，才有改变。
　　据学者易丹妮的《欧洲早期博物馆的兴起：背景与历程》，1540年，佛罗伦萨共和国（今属意大利）执政者科西莫一世·美第奇将长老会议宫改建成私宅，多个房间用来陈列藏品。1560年，他又迁到别处，便将长老会议宫改作“古物所”（1581年改建完成），后成画廊，以培养为贵族服务的艺术家。直到1769年，它才对公众开放，此即现代博物馆之源。
　　大英博物馆赶上了这一趋势。1753年，英国议会用2万英镑买下斯隆爵士的藏品（7.1万件物件和标本，50万本书籍、绘画、手抄本，337本干燥植物），宣布成立大英博物馆。
　　当时英国正在迅速上升期，博物学给平民提供了机会。比如福琼，出身农家，仅有中专学历，因喜博物学、敢冒险，被东印度公司两次派到中国内地盗取茶叶原种，在印度培育成功，给大清经济以沉重打击。福琼因此工资达1.2万英镑/年，高于大多数贵族，仍觉不满。
　　当时英国的咖啡馆常有博物学家办展览、讲座、卖书，清末时，在中国海关工作的300多名英国人中，200多人是博物学家。
　　人人关注博物学，催生了大英博物馆。
　　真正开放 因为打了败仗
　　早期大英博物馆只是贵族们的奢侈品。
　　据易丹妮钩沉，1808年前，大英博物馆日限60人入场，此后“120人，必须15人一团进入”；1810年，才允许“任何衣服整洁”者进入；1822年，需提供“让管理者或议员满意的推荐信”，才有进馆资格；1836年，则“平民阶级不能入场，原因是很多人是码头船员与他们带进来的女人”；1879年才真正开放，此时已建馆120年。
　　逐步开放，并不是为了让百姓“广其识”。据学者谢小琴在《大英博物馆：一个帝国文化空间的建构（1800—1857）》钩沉，关键原因是：1783年英国战败，承认美国独立，帝国心态遭重创，英王乔治三世甚至想退位。
　　英国本是欧洲文明的异类，靠扩张精神凝聚，随着“大英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只好乞灵新的黏合剂——帝国文化。这种意识形态建构的痕迹，从今天大英博物馆陈列中，仍能看出来。
　　大英博物馆共10家分馆，最突出的是埃及馆，古埃及文明光辉灿烂，但与英国相距甚远，无法亲近，大英博物馆将大量精品文物搬到人们眼前，彰显出海洋霸权；希腊、罗马馆则试图证明，英国承其余脉，亦属正宗，但凯撒大帝分明曾称英国人为“野蛮人”；两河藏品馆则着力于探源，两河文明被认为是最早的人类文明，如今精品文物皆落入大英博物馆之手，欲知文明之源者，只能来此……
　　1815年，英国战胜拿破仑后再度崛起，步入第二帝国时期。
　　晚清时期 博物馆受到关注
　　在鸦片战争冲击下，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时不知如何译Museum（博物馆）。
　　学者谢先良在《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博物馆》中钩沉，“博物馆”一词首见于林则徐在1841年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称“兰顿（伦敦）建大书馆一所，博物馆一所”，译自1836年英人穆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可能译者也不知“博物馆”是什么。在《四洲志》中，类似模糊颇多，比如将美国直译为“育奈士迭国”。
　　在史料中，首位参观现代博物馆的中国人是福州人林缄，他“受外国花旗（指美国）聘，舌耕（口译）海外”，他记录道：“博古院明灯幻影，彩焕云霄。”
　　王韬则有时意译成“博物院”“奇观院”，有时音译成“缪齐英”“谬翁”。
　　在当时，国人很难理解，花这么多钱建博物馆有何用。清驻英公使郭嵩焘参观大英博物馆后，称赞说：“所藏遍及四大部洲，巨石古铜，不惮数万里致之。魄力之大，亦实他国所不能及也。”“每年开支金洋十万磅，供此馆之用。盖收买各种古器，至今亦尚未已也。”郭嵩焘不完全理解大英博物馆的价值，也以为可促进文教。
　　驻英使馆副使刘锡鸿却认为：“惟我朝四库，搜罗皆有关学问政治之要，至精至粹，足式万邦。今英人自矜其藏书八十万卷，目录亦六千卷之多，然观其所赠数册，闺阁之绣谱、店窑之图记，得诸中华者，且纂集以成一编。则其琳琅满目，得毋有择焉而不精者乎？”意思是大英博物馆藏书多，连从中国搜集的闺阁绣谱、店窑图记都有，大而不精，还不如《四库全书》。
　　相同的信息，不同的观点，体现出认识能力的差异。
　　刘锡鸿以“通洋务”闻名，得知他任副手，郭嵩焘曾表示高兴，二人后来却冰炭不同器。刘锡鸿看到大英博物馆的残忍、掠夺的一面，它搜集文物，不是为了阐发文物蕴含的精神，而是当作战利品来炫耀，是为大英帝国的文化霸权而服务。名义上保存了文物，其实是文物监狱。在日记中，刘锡鸿嘲讽地将大英博物馆译成“播犁地士母席庵”。
　　刘锡鸿的看法有道理，但片面强调一面，无视另一面。到后来，刘锡鸿甚至反对修铁路、造轮船，反对民间用西洋机器，只靠道德和吏治来强国。
　　郭嵩焘也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他仔细看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瓷器，“最后楼上，贮藏磁器尤多。花草五色及翎毛。其光外浮者，皆英国所制也。磁质不能及中国，而此则过之（即中国的瓷器最好）。”
　　然而，郭嵩焘还看到了大英博物馆的另一面，即汇集了不同文明的成果。他首次提出，中国也应开设现代博物馆。据学者李军钩沉，至迟在1874年，西洋传教士建的北京北堂自然博物馆已开放，而英国商人集资兴建的香港博物院可能更早建成。1876年，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现代博物馆，在京师同文馆内。
　　做了亏心事 还怪别人
　　值得注意的是，《逃出大英博物馆》走红网络后，也引起英国媒体关注，被扣上“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且卖弄地指出，短剧中的薄胎玉壶是当代工艺品，出自中国艺术家之手，今人制作它，是为表明手艺没失传，仍属民族主义。
　　相关说法高度无知，中国唐代即有薄胎玉器，康乾始多，出自皇家薄胎西蕃作，即“痕都斯坦”（今巴基斯坦、北印度等地）风格，当时中国玉匠与伊斯兰玉匠相互学习，康乾从没称薄胎玉器是独有的，更没贴上民族主义标签，为什么今天中国艺术家做出来，反而成了民族主义？
　　显然，这些媒体在制造刻板印象，以逃避现实追问。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我国流失文物164万件（不包括国外私人收藏，估计总数达上千万件），收藏在外国47家博物馆中。大英博物馆最多，达2.3万件，其中绝大多数是以战争、掠夺、欺骗、盗窃等手段获取的。敦煌藏经共4万多件，中国仅存1/3，大英博物馆收藏最多，达1.3万件。
　　近年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向大英博物馆讨要文物，使其成惊弓之鸟，将所有对文物流失发出的不满之声都视为大敌。
　　追讨流失文物，虽有诸多国际公约，但据《国际法》，国际公约只对缔约国有约束，欧美发达国家均拒绝缔约。逃避法律义务之外，大英博物馆还拒绝承担道德义务，难怪要对网络视频下狠手，甚至不惜采取污名化的手段，这种“自己做了亏心事，却骂别人狭隘”的惯技，有些下作。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