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大安街与中央大街拐角处的储蓄所，现已被拆除。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安食杂商店。

　　□叶鸿南
　　大安街是条老街，原名大坑街，110多岁了，与这座城市的年龄差不多，总长500多米。500多米长的街路，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小街，太小，也没什么大商店、大酒楼，名气不大。
　　大安街建成时是石头铺路，这些石头规格不同，大小不一，远不如中央大街面包石规整与圆润；但与中央大街相同的是，路基同样采用了木桩打入地下的工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春季道路翻浆的问题。
　　我家搬来的时候是1965年。在这条街上，我生活了20多年。秦奶奶是我大安街的邻居，无儿无女，她喜欢说“想当年”。秦奶奶告诉我，在当年的大安街上，每天都有一个白俄送奶人，赶着马车，拉着铝制牛奶桶从石头路面驶过，那清脆的“咯楞楞”的声音，在寂静的清晨会传出很远，把居民们从睡梦中唤醒。他们知道，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大安街的双向两车道很窄，但人行道相对很宽，有五六米，道旁栽种着整齐的、清一色的糖槭树。树叶的颜色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春天时为鹅黄，夏天为墨绿，秋天为深红，冬天雪压枝头为洁白，为小街的四季披上了五彩斑斓的彩带。
　　在我的印象里，大安街的建筑有平房、有楼房。楼房也不是很高，最高为三层。无论平房或楼房，几乎全部为欧式建筑。总体风格统一，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在整条街上你永远找不到两栋完全一样的孪生建筑。
　　建筑物的外立面也特别的讲究，丰富的装饰，精致的细节，凹凸起伏的角线，使建筑物好像是一件艺术品，立体而生动。窗户的外形也有很多不同，有半圆、有椭圆，甚至每一个楼层都有单窗、双窗、三连窗的区别。每一栋楼房阳台围栏的曲线和造型都不一样，带有着不同的韵味。
　　在我家大门洞对面，有个俄罗斯风格洋铁皮屋顶的房子，门框上有个墨绿色的菱形牌匾：“福记小铺”。小铺门口立有一人多高的木牌，上面画了一只巨大的啤酒杯，雪白的泡沫从杯中四溢。小铺里有俄式圆桌和两把圈椅，那是给不敢在家喝酒的男人准备的。
　　我小时候常常去小铺给父亲打酒，打的是散装酒，比瓶装的“三白”酒（玉泉白酒、宾州白酒，另一种我忘了）要便宜，一毛钱一两。小铺的老板是个很和善的老头，他用长柄木提溜（酒勺）在酒坛里沉了一下，不摇、不晃、不洒，通过漏斗准确地把酒灌进我带去的的酒瓶里。他一面把两毛钱装在身前油腻腻的围裙口袋里，一面笑呵呵地对我说，不许偷喝啊，小心回家挨揍。
　　开始是好奇，后来便养成了习惯。打酒回家的路上，我每次都要偷偷地舔一下，酒香浓郁，那是纯纯的高粱烧，不似现在的一些散装酒，不知用什么勾兑的，带着一股硫酸味儿，一口下去，从喉咙到胃肠，火辣辣的一股热流，让人有贯通灼伤的感觉。
　　在我家临街窗户的对过是一个一层的平房，不是洋铁皮板夹泥的房子，而是砖混结构，屋顶上有流畅的曲线和造型，很像按比例缩小的哈尔滨老火车站。秦奶奶说，当年这里是犹太人的私人会所，私人会所这个名称是我起的，因为我不知道当年的会所应该怎样称呼。在这个面积不是很大的会所，是富裕“老毛子”们聚会的地方。聚会一般在周末的晚餐前开始，午夜在“咯楞楞”的马车远去声中结束。
　　我搬过来的时候，会所已经变成了民居，一对夫妻领着几个孩子在这里居住。那几个孩子中，有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姑娘，她身材颀长，白皙而文静，背书包的样子十分优雅。我经常在窗前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她家的木门，目的仅仅是为了看上她一眼。
　　在大安街东端，有一栋米黄色的小洋楼。犹太人、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彼得·贝尔施泰曾在这里居住过。每天傍晚都能听到从窗户里传出的悠扬琴声，但大多数演奏并不是演奏家本人，而是他的学生。
　　在小洋楼的院子里（原大安街30号）有一家面包房特别有名，由犹太人梅金兄弟开办，是哈尔滨第一家用机械制作烘烤面包的厂家。梅金兄弟面包房生产的面包种类很多，有圆形、长方形的列巴，梭形、面皮开裂的塞克，还有列巴圈、夹馅面包和各类甜饼等。最受欢迎的是直径一尺多，重量2.5公斤的大列巴。这种大列巴是俄国人的传统主食，外硬里软，切开后有浓浓的麦香、酒香和木材的清香。
　　每天早晨，梅金兄弟用四轮马车将刚出炉的面包和点心送给马尔斯、米尼阿久尔等西餐厅和茶食店，他们梅金兄弟的预订客户。梅金兄弟还在大安街上开有面包点心铺，方便散客购买。清晨，面包点心铺门前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一直能够排到中央大街上。
　　在大安街与中央大街的拐角处，有一个商场，叫大安商厦，是一家经营烟、酒、糖、茶、香肠、烧鸡等副食的商店。我同学的父亲是商店卖肉的营业员，我每次去买肉时，他都十分热情。那年月肉票少，人们肚里的油水更少，买肉要肥的，越肥越好。大叔善解人意，挑最肥处下刀。母亲对我买回的肉总是非常满意。但如今，老婆对我买回很窄的肥肉也百般挑剔，“这么肥，怎么吃？”
　　上世纪80年代成为大安街历史的拐点。旧城改造，大安街被整体拆迁了。拆迁前，居民委的大妈们挨家挨户地动员：逾期拒绝搬迁的，将依法裁决，直至强制搬迁。
　　当时有历史文化保护的志愿者呼吁，大安街是哈尔滨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保护。但这声音太过微弱，迅速被推土机的轰鸣声淹没了。拆迁那天，老街的邻居们相邀，去和老楼、老街告个别吧，并互相提醒，别忘了带相机。我没去。相伴了几十年，那楼那窗那树那街，刀刻斧凿般，早就装在心里，怎样也忘不了。
　　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乐章。同样，建筑也是凝固的历史与文化。而大安街的历史文化，在那一刻被撕裂、被荡平了。如今的大安街焕然一新。中规中矩、火柴盒般的住宅楼拔地而起，临街的一层，几乎全部改为商铺。餐饮、服装、家电、仓买……牌匾林林总总，目不暇接。道路被铺上了彩色陶瓷石，人行道被取消了，树木惨遭砍伐，光秃秃的一颗也不剩。
　　在大安街东南角，不知什么原因，有四栋楼没拆。有三栋楼被镶上了大理石铭牌，成为保护建筑，其中包括原别特罗夫毛皮商店和小提琴家贝尔施泰的旧居。这几栋百年建筑，在簇新的楼房中，像是混入了天鹅群里的鸭子，灰涂涂的显得不伦不类。
　　我常常想，假如大安街没被动迁，假如那些百年建筑还在，恐怕会有几十或上百栋老楼、老房有资格佩戴保护建筑的铭牌吧。其实，我们要保护的不是破房子，而是城市的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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