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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连生
道外区的老房子大多形成于20世纪20-40年代,多数是四合院形式,进深长,跨度大,居住户数多。这里的四合院建筑采用中西合璧图案和装饰,具有独特的中华巴洛克风格。
老道外的四合院都有名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居住的道外南十七道街36号是平房四合院,20世纪30年代修建的,当时聚居了一批闯关东人。墙面是青砖清水墙勾缝,女儿墙上的纹饰图案鲜明,装饰漂亮的两扇木制黑漆大门对开,门上钉有铆钉,厚重而威严,门额上有“山东大院”牌匾。
山东大院或因闯关东人和后代住户居多而得名,院子坐西朝东,有南、北、东、西共35间房,甬道是砖铺的,民居兼作坊有30多家,居民多从山东、河北、天津等地而来,说话时因口音相杂,像吵架,很热闹。
一进大门就有一口饮水井,即人力压水井,吃水靠自己压,冬天井筒经常上冻,人们就往井筒里浇几壶开水,嗵、嗵、嗵,那抽水声至今犹在耳畔。
院西头拐角处有露天茅房,人工清掏,他们使用扁担挑桶往粪车里装,冬天掏出的粪便倒在院里冻成坨后拉走。居民的生活垃圾就用自家小桶装好,倒在街上的大竹筐里,拉运时直接往车上扔。
大院门口有位冯爷爷,70多岁,是院里看门护院的更夫,大院人都叫他更官。他喜欢小孩,常带我到他的阁楼上玩,并教我背诵“天干、地支”等俗语、名言和典故,有时还教我俄语,从那时起我就学会了数俄语数字。
冯爷爷是清末滨江道台府官员的后裔,无儿无女,虽然他不是被任命的更官,完全是自愿打更且认真负责。早上有人出门他就起床开门锁,晚上按时关门,上门锁时铁链子的“咔嚓咔嚓”声很有节奏。夜间他携带竹制“梆子”敲更,每三小时出来巡视一趟,如有火警及其他情况,他能及时报警和疏导。30户居民都自愿捐钱给冯爷爷维持生活,有钱的出钱,没钱的请他到家里吃饭,我妈常常把钱和红烧肉给他送去。
山东四合院还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初期到中期闯关东的经济发展及人文脉络。院东头是孙大伯的生牛皮加工作坊,每天从屠宰场购进生牛皮。他的小院里有消毒浸泡缸、石灰缸、硫化缸,处理后的牛皮就钉在高高的架子上晾晒,院里摆放着许多晾晒架,孩子们经常爬到架子上,他也不生气。
院中间一户姓王的舅舅是铁匠,他的小院里有小烘炉和铁砧,有淬火设备,用来锻造菜刀、马掌、镰刀、斧头等工具。
院西头是一位姓崔的姨父,他是木匠,我常看到他用刨夯将整块木头抠成水瓢,水瓢又重又笨,我纳闷人们都用铁或铝质水瓢,谁还会用木制的?但崔姨父任性地说:世界很大,你不要,他要。
还有一位张大爷是马车夫,他的小院里有马厩,养了两匹马。我常看见他牵马出来套车,有“炮车”和板车,“炮车”是拉木材的,当时松花江边是木材转运站,原木用“炮车”拉,板车拉设备、煤炭、家具等,有时放学能赶上的话,我就坐他的马车回家。
大院里更多的人是小手工业者,小打小闹,有制钉的、缝制渔网的、粘纸盒的,还有制作灯笼、卖油盐酱醋的小贩。现在一闭上眼睛,几十年前大院的人和事就会浮现在眼前。
大院里的各家各户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相处和谐,越走越近,大人们以兄弟姐妹相称,孩子们对大人都以叔伯姨舅相称。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围坐一起,走家串户是大院的一大传统,其间大家说说笑笑、彼此交流。为了救济困难户、互相帮助,大家都约定俗成地凑份子,帮助困难户解决问题,从不计较何时归还。
铁匠王舅舅是琵琶弹奏爱好者,他组织了一个大院民间乐队。一到晚上,邻居们就凑到一块,欣赏扬琴、提琴、唢呐、胡琴、手风琴等的吹拉弹唱,给大院带来了勃勃生机。
大院过年、过节时也很有传统,通常是三五家在一起过,炕头上、地桌前,大家纷纷展示烹饪手艺,一起做菜庆祝。
除夕时,家家都挂上红灯或制作冰灯,孩子们换上新衣服嬉戏玩耍,扇啪叽(pià ji),弹玻璃球,打冰尜、放鞭炮。家家户户包的冻饺子,都放在院子里冻上。最热闹的就是初一拜年,孩子们先给自家长辈拜年,然后再到各户去拜年,院里到处是“过年好”的拜年声。
大院里的婚礼堪称一道风景线。娶媳妇宴会地点就在大院内,这是山东大院的传统和习惯。在院内靠墙的位置先支起帐篷当会场,再支起灶台做菜。灶台下柴火熊熊,案板上食材丰富,锅里蒸煮的饭菜香气扑鼻,男女老少纷纷展示自己的烹饪技术。院墙贴上毛主席画像,结婚典礼就在帐篷里进行,典礼开始前先向毛主席画像鞠躬敬礼。主持人一般由亲友担当,典礼宣布开始后,齐唱“东方红,太阳升……”然后是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新人父母祝词、夫妻对拜。婚礼正规而简单,没有乐队,没有专业主持人和演员助阵,没有花里胡哨的节奏,但非常热烈和温馨。宴席摆在各家各户,很接地气,很有人气,气氛相当红火和热闹,所有居民都亲力亲为。
20世纪60年代初物质匮乏时,光靠饭票吃不饱。父母为了让我上学不饿,常常不吃饭,把干粮塞进我的书包。我掂量着这块干粮,五味杂陈,虽然是苞米面窝头,但是也代表着父母的心。我几度哽咽、流泪,放学后又带回给父母。
20世纪60年代末期,为了保护地下水资源,“马神井”便停止使用了。院内没有自来水,院外100米处有一个临街供水站。当时每几条街设一个水站,一个水站大概供给200户人家,于是家家户户都准备扁担和水桶到水站买水。平常日子十副担子排队得等上半个小时,到过年时就会有四五十副担子排队等三个小时左右。除夕,北风呼啸雪花纷飞,因我一般排在50位开外,便随身携带俄语高考课本,一边温习一边排队,很多人都冻得直跺脚。经常有排在前面的邻居让我先接水,但我都一一谢绝了。
水来之不易,也格外珍贵,用淘米的水、刷碗的水浇花,喝了一半的水还要倒回缸里,洗完衣服的水再擦桌子,洗完脸的水再洗脚。
那时院里家家户户都挖了地道,彼此相连,于是邻里间就多了一种交流方式,王婶和李婶就经常在地道里唠嗑。后来这些地道都变成储存冬菜的菜窖,老王家的白菜,老李家的土豆不分彼此,打个招呼随便用,亲情、友情、和谐、温馨充满大院。
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家,漂泊在外好多年,后来院里的长辈更官冯爷爷、孙大伯、王舅舅、崔姨父、张大爷、李叔叔、吴婶、王婶、李婶均已过世。
21世纪初期,大院开始动迁。虽然四合院没有了,但是院里的故事和邻里情永存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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