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连生
　　道外区的老房子大多形成于20世纪20-40年代，多数是四合院形式，进深长，跨度大，居住户数多。这里的四合院建筑采用中西合璧图案和装饰，具有独特的中华巴洛克风格。
　　老道外的四合院都有名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居住的道外南十七道街36号是平房四合院，20世纪30年代修建的，当时聚居了一批闯关东人。墙面是青砖清水墙勾缝，女儿墙上的纹饰图案鲜明，装饰漂亮的两扇木制黑漆大门对开，门上钉有铆钉，厚重而威严，门额上有“山东大院”牌匾。
　　山东大院或因闯关东人和后代住户居多而得名，院子坐西朝东，有南、北、东、西共35间房，甬道是砖铺的，民居兼作坊有30多家，居民多从山东、河北、天津等地而来，说话时因口音相杂，像吵架，很热闹。
　　一进大门就有一口饮水井，即人力压水井，吃水靠自己压，冬天井筒经常上冻，人们就往井筒里浇几壶开水，嗵、嗵、嗵，那抽水声至今犹在耳畔。
　　院西头拐角处有露天茅房，人工清掏，他们使用扁担挑桶往粪车里装，冬天掏出的粪便倒在院里冻成坨后拉走。居民的生活垃圾就用自家小桶装好，倒在街上的大竹筐里，拉运时直接往车上扔。
　　大院门口有位冯爷爷，70多岁，是院里看门护院的更夫，大院人都叫他更官。他喜欢小孩，常带我到他的阁楼上玩，并教我背诵“天干、地支”等俗语、名言和典故，有时还教我俄语，从那时起我就学会了数俄语数字。
　　冯爷爷是清末滨江道台府官员的后裔，无儿无女，虽然他不是被任命的更官，完全是自愿打更且认真负责。早上有人出门他就起床开门锁，晚上按时关门，上门锁时铁链子的“咔嚓咔嚓”声很有节奏。夜间他携带竹制“梆子”敲更，每三小时出来巡视一趟，如有火警及其他情况，他能及时报警和疏导。30户居民都自愿捐钱给冯爷爷维持生活，有钱的出钱，没钱的请他到家里吃饭，我妈常常把钱和红烧肉给他送去。
　　山东四合院还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初期到中期闯关东的经济发展及人文脉络。院东头是孙大伯的生牛皮加工作坊，每天从屠宰场购进生牛皮。他的小院里有消毒浸泡缸、石灰缸、硫化缸，处理后的牛皮就钉在高高的架子上晾晒，院里摆放着许多晾晒架，孩子们经常爬到架子上，他也不生气。
　　院中间一户姓王的舅舅是铁匠，他的小院里有小烘炉和铁砧，有淬火设备，用来锻造菜刀、马掌、镰刀、斧头等工具。
　　院西头是一位姓崔的姨父，他是木匠，我常看到他用刨夯将整块木头抠成水瓢，水瓢又重又笨，我纳闷人们都用铁或铝质水瓢，谁还会用木制的？但崔姨父任性地说：世界很大，你不要，他要。
　　还有一位张大爷是马车夫，他的小院里有马厩，养了两匹马。我常看见他牵马出来套车，有“炮车”和板车，“炮车”是拉木材的，当时松花江边是木材转运站，原木用“炮车”拉，板车拉设备、煤炭、家具等，有时放学能赶上的话，我就坐他的马车回家。
　　大院里更多的人是小手工业者，小打小闹，有制钉的、缝制渔网的、粘纸盒的，还有制作灯笼、卖油盐酱醋的小贩。现在一闭上眼睛，几十年前大院的人和事就会浮现在眼前。
　　大院里的各家各户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相处和谐，越走越近，大人们以兄弟姐妹相称，孩子们对大人都以叔伯姨舅相称。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围坐一起，走家串户是大院的一大传统，其间大家说说笑笑、彼此交流。为了救济困难户、互相帮助，大家都约定俗成地凑份子，帮助困难户解决问题，从不计较何时归还。
　　铁匠王舅舅是琵琶弹奏爱好者，他组织了一个大院民间乐队。一到晚上，邻居们就凑到一块，欣赏扬琴、提琴、唢呐、胡琴、手风琴等的吹拉弹唱，给大院带来了勃勃生机。
　　大院过年、过节时也很有传统，通常是三五家在一起过，炕头上、地桌前，大家纷纷展示烹饪手艺，一起做菜庆祝。
　　除夕时，家家都挂上红灯或制作冰灯，孩子们换上新衣服嬉戏玩耍，扇啪叽（pià ji），弹玻璃球，打冰尜、放鞭炮。家家户户包的冻饺子，都放在院子里冻上。最热闹的就是初一拜年，孩子们先给自家长辈拜年，然后再到各户去拜年，院里到处是“过年好”的拜年声。
　　大院里的婚礼堪称一道风景线。娶媳妇宴会地点就在大院内，这是山东大院的传统和习惯。在院内靠墙的位置先支起帐篷当会场，再支起灶台做菜。灶台下柴火熊熊，案板上食材丰富，锅里蒸煮的饭菜香气扑鼻，男女老少纷纷展示自己的烹饪技术。院墙贴上毛主席画像，结婚典礼就在帐篷里进行，典礼开始前先向毛主席画像鞠躬敬礼。主持人一般由亲友担当，典礼宣布开始后，齐唱“东方红，太阳升……”然后是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新人父母祝词、夫妻对拜。婚礼正规而简单，没有乐队，没有专业主持人和演员助阵，没有花里胡哨的节奏，但非常热烈和温馨。宴席摆在各家各户，很接地气，很有人气，气氛相当红火和热闹，所有居民都亲力亲为。
　　20世纪60年代初物质匮乏时，光靠饭票吃不饱。父母为了让我上学不饿，常常不吃饭，把干粮塞进我的书包。我掂量着这块干粮，五味杂陈，虽然是苞米面窝头，但是也代表着父母的心。我几度哽咽、流泪，放学后又带回给父母。
　　20世纪60年代末期，为了保护地下水资源，“马神井”便停止使用了。院内没有自来水，院外100米处有一个临街供水站。当时每几条街设一个水站，一个水站大概供给200户人家，于是家家户户都准备扁担和水桶到水站买水。平常日子十副担子排队得等上半个小时，到过年时就会有四五十副担子排队等三个小时左右。除夕，北风呼啸雪花纷飞，因我一般排在50位开外，便随身携带俄语高考课本，一边温习一边排队，很多人都冻得直跺脚。经常有排在前面的邻居让我先接水，但我都一一谢绝了。
　　水来之不易，也格外珍贵，用淘米的水、刷碗的水浇花，喝了一半的水还要倒回缸里，洗完衣服的水再擦桌子，洗完脸的水再洗脚。
　　那时院里家家户户都挖了地道，彼此相连，于是邻里间就多了一种交流方式，王婶和李婶就经常在地道里唠嗑。后来这些地道都变成储存冬菜的菜窖，老王家的白菜，老李家的土豆不分彼此，打个招呼随便用，亲情、友情、和谐、温馨充满大院。
　　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家，漂泊在外好多年，后来院里的长辈更官冯爷爷、孙大伯、王舅舅、崔姨父、张大爷、李叔叔、吴婶、王婶、李婶均已过世。
　　21世纪初期，大院开始动迁。虽然四合院没有了，但是院里的故事和邻里情永存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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