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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波
我时常在想,已远行近五十年的父亲,是否会在幽邃天空的白云之巅,俯身瞩望位于松花江边这座城市道里区建国街的林业大院?
因为,这里曾有他温暖的家,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父亲在1964年把我们家搬进这栋新落成的楼里,直至1977年他别离我们远行。
在这个一屋一厨的家里,父亲曾多次向我们哥俩讲述他苦难的少年和奋斗的青年。
父亲于1932年2月出生在佳木斯附近的孟家岗。刚参加工作时,父亲在绥棱林业局,他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上。等我出生时,父亲已是林业局党委办公室主任。在我的记忆里,他放弃了热爱的文学创作,埋头机关应用文的写作。
夏天,他的手边离不开雨衣和手电筒,不管什么时候,接到任务拎起来就走。冬天,他穿着皮大氅,戴着狗皮帽子,常常是半夜带着一身寒气回来。他经常在家熬夜赶写材料,总结林业生产中涌现的新经验、新典型。
1960年在全省林业大发展的黄金时代,黑龙江省委和国家林业局批准在哈尔滨成立哈尔滨林业管理局,从全省林区集结来一批优秀的干部,父亲是其中之一。之后,他便来到地处道里区田地街和兆麟街交口的那栋赭红色的大楼里工作。
父亲大部分时间还是工作在大山深处,围绕每个时期的林业政策和工作重点,总结经验、树立典型。1962年八九月份,那时弟弟刚出生三四个月,全家搬进招待所食堂楼上的集体宿舍,后来搬进当时共乐街和建国街交口新落成的林业大院。
1968年春季,大兴安岭林区发生了一场森林火灾,父亲参加了这次扑山火的任务,在扑火战斗中,父亲被大面积烧伤。父亲对我们说,那次他们已在山里连续奋战了三四天,每天都是跟着火头跑,用树枝、拖布、铁锹这些几乎原始的工具扑灭了一处处山火。累了,就找个背风的大石头后面裹着皮大衣眯一会儿;渴了,就寻条开化的小溪捧几捧水喝;饿了,就从挎包中翻出干硬的馒头啃几口。
初春的大山里寒气袭人,在与山火的战斗中,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但在休息时经山风一吹,衣服冰凉地贴在身上,冻得人直打寒战。可是,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毫无怨言。因为在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绿色的情结:为了保护大森林,他们是甘愿牺牲的。
在战斗即将结束时,他们又接到指令,出发去扑灭一处复燃的山火,但他们被大火围困在一个山坳里。父亲说,当时是一片火海,大火嗷嗷地叫着。他将皮大衣蒙在脸上迎火而跑,皮大衣里面渐渐被大火烤得热如蒸笼,人欲窒息……他实在坚持不了了,掀开一条缝隙想透口气,不料一条火舌扑来,他顿感一阵剧痛,但求生的欲望使他再次蒙上皮大衣,忍着巨痛顽强地迎着火海往外跑。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死神。
父亲终于跑出了火海,而他两位同事的生命却消逝于烈火之中。父亲被紧急送到当地驻军医院抢救,因有大面积皮肤被烧伤,医术高超的军医为他做了植皮手术,还给他输入了大量人造血浆。虽然当时保住了生命,但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在治疗期间,他总是问医生:脸上能不能有疤痕?等解开层层纱布,露出光洁的皮肤的时候,父亲高兴地笑了。
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被安排到黑龙江省林业总局下属的一家木材综合加工企业。他还是坐不住办公室的板凳,下车间到班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夜间,他便伏案写材料……使这家企业在省林业系统挂了号,报纸上有了名,电台上留了声。
父亲在工作之余,偶尔和母亲领着我们哥俩来到江沿儿,在激流中教我们游泳,中午我们坐在沙滩上吃着自带的副食,全家的欢声笑语变成江水的浪花朵朵。冬天,父亲和母亲领着我们哥俩来到冰雪覆盖的江面,清出积雪,露出一块光滑的冰面,教我们怎样滑冰。父亲脚穿赛刀游刃有余地在泛着蓝光的冰面滑过,朔风间留下一丝冰刀与冰面相互摩擦发出的细柔声音。这是幸福温暖的一家。
为了让我们哥俩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父亲把书柜的钥匙给了我们,任我们阅读那些藏书。我从中阅读了《红楼梦》《红旗谱》《铁流》《毁灭》等中外名著,看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文学》,其中一期宗璞的小说《红豆》对风雪之夜的描写,令我至今难忘。我还读到了苏联作家的演讲集《论写作》、巴人的《文学论稿》、刘大杰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丁易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袁水拍的《文艺札记》、周立波的《文学浅论》,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学习资料》等等,为我日后的爱好文学,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
父亲看我痴迷文学,就经常带我看望拜访陶尔夫、满锐、李芳圃、杨思迅、庄进修等作家、诗人和报人,使我在懵懂的世界里开阔了知识的视野。他看弟弟喜欢画画,就从多方面创造条件,以至于现在年过花甲的弟弟还可以拿起画笔,在画布上涂抹出笔触厚重、层次错落的油画……这些都是我们温暖的回忆。
谁也没有想到,死神还是悄然而来。虽然父亲身材魁伟、体魄强健,每天早上都要坚持长跑,但之前输入体内的人造血浆已开始发生变化,使他经常全身发软、四肢乏力……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77年8月末,父亲突发高烧,在家点滴了几天青霉素不奏效,住进厂医院后也不见好。9月2日午夜,我们陪父亲来到市里的一家大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感冒。
我们回到厂医院的第二天,父亲就开始大量便血,厂党委请示了主管单位领导,将父亲紧急送往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现为黑龙江省农垦医院)。当时,鲜血从他的口腔、鼻腔、耳朵眼儿、眼睛里缓缓流出……他陷入了昏迷。当他苏醒过来,看到妻子、两个儿子时,脸上露出艰难的微笑,就再次昏迷了。医生问我:“你父亲受过严重外伤或大面积烧伤吗?”
我向医生叙述了父亲扑山火被大面积烧伤和使用大量人造血浆的事情。医生语气沉重地说:“你父亲七窍出血,是由感冒引起的病变。目前的医疗水平没有有效的抢救手段,为他准备后事吧。”
工厂的干部职工来了,要为父亲献血。可是,再多的鲜血也难以挽救已经走向死亡的生命。
父亲去世后,上级有关部门考虑到父亲是在大兴安岭林区扑山火受伤、抢救留下的隐患,经研究决定为父亲向有关单位申报烈士称号。向母亲征询意见时,母亲擦干脸上的泪水,坚强地说:“人已经不在了,就不给组织添麻烦了。他和那些牺牲在大火里的同志比,毕竟还多活了几年,享受到了那些同志没有享受到的生活阳光。”
若干年后,我见到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位前辈,他说:“你父亲是优秀的干部,你母亲是明理重礼的人。”
现在,母亲也离开了我们,他们老两口已在那个路途遥迢的地方幸福地相聚了。
我们哥俩都退休了,每家都是儿孙满堂,但我们仿佛经常能看到威严的父亲、慈祥的妈妈。父亲,林业大院那两栋红楼仍在,虽然破败,但风骨犹存。它每天都渴盼见到从这里走出的人们,包括您和那些已经远去的灵魂。
我时常仰望雨后湛蓝的天空,白云悠悠,哪一朵是正在瞩望林业大院、瞩望我们的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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