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龙
　　近来，总有一种冲动，想给父亲写封信。但是，又因为父亲目不识丁，还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可这是我唯一的表达方式，但愿冥冥中父亲能够听到。尽管他走的时候，头都没有回。
　　父亲走了，真的走了。
　　尽管他活了98岁，走的时候也很安详，还和我们挥手告别，绝对潇洒地寿终正寝。但是，70岁的我依然很脆弱。安葬了父亲，我万念俱灰，仿佛把我余生的所有希望都掩埋掉了。所有的慰藉都无法解脱我的忧伤，我不能没有父亲，平生我最尊崇的人之离去，无以复加的伤感，穿透了我的身心，虽然一年多了，思念之情依然挥之不去，总也无法走出那个黑色的早晨——2023年4月15日8点50分。
　　我知道，父亲走了，走出了这个世界，却走进了我的心。自从记事，不知为何，就有一个奇怪的念头：有一天没了父亲怎么办？如今，这一天真的来了，我终于尝到了什么叫锥心之痛。天下所有的山崩塌了，也莫若我心中的这座山塌了的痛苦与无助，没有了父亲，我不知道，我的余生还有多少值得牵挂的？
　　父亲的一生，无时无刻不是在付出。宽博的胸襟，善良的品性，勤勉的劳作，无私的奉献，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然而，所有这些，竟然与文化丝毫无关。
　　父亲一个字也不认识。确切一点说，是一天书没念过，一个字也没写过。
　　我们家从我父亲以上世代没有读书人。这倒不是我们一家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的所有中国农民的不幸。
　　当我，作为我们家的第一个男儿出世后，听母亲说，到了三岁，父亲才给我取出名来。在我的名字上能带上一个“龙”字，足见父亲期盼我将来能出息的良苦用心。
　　时光荏苒，紫燕出巢，我们几个大的都相继离开了家。离开了哺育我们长大成人的土地，和为我们操劳了大半生的父母亲。父亲偶尔到城里卖点农副产品换点零花钱，每每到我这里来。父亲对我们的两个孩子非常钟爱，尤其看到孩子又写又画，他那满面的皱纹就舒展开来，嘴唇在微微颤动，目光中蕴涵着一种异样的欣喜。每当这时候，孩子就问他：“爷爷，为什么你不会写字呢？”听了这话，父亲就无声地叹息了。尔后，看了看我，又嘿嘿地乐了起来。这细微的感情变化，深深地潜藏着一种东西，唯其有我，才能够洞察和理解得那样充分和透彻。而每当此时，我童年的记忆，就不可遏止地在我的头脑中奔涌开来。
　　“三九”天嘎巴嘎巴冷，父亲要替跟车的进城去送公粮。这就叫“打掌子”。每次父亲都很乐意去，因为可以得到八角钱的出差补助费。天一黑，父亲就用一个木榔头垫着木墩子“吭吭”地砸靰鞡草，然后絮起靰鞡来。半夜十二点刚过，一阵狗叫，打更的来招呼套车了。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听母亲说：“死冷寒天的，给八角钱就吃两个大碗面吧。”父亲不吭声，紧了紧腰间扎的麻绳，往两个凉窝头眼里塞进几块咸菜，揣在怀里出去了。
　　晚上，隔老远，就能听见马车轧雪的声音。父亲该回来了。门开处，卷进一团冷气，满是白霜的狗皮帽子，散发出一股呛人的腥味。父亲解开腰间的麻绳，几本带着体温的小人书就传到了我的手上。喝完苞米粥，在昏黄的油灯下，父亲又开始编草席子了。他极惬意地听我讲小人书。随着情节的发展，父亲时而眉飞色舞，时而皱紧眉头。看得出，他的情绪完全沉浸在了那动人的故事中。随着一次次地替别人“打掌子”，父亲一次次地挨饿受冻，换来了我的小人儿书的增多。从《岳飞出世》到《风波亭》，从《桃园结义》到《三国归晋》，从《九纹龙史进》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次，我的《枪挑小梁王》放在书桌里不慎被人偷走了，我放声地哭起来，这倒不是因为小书能值三角多钱，在我看来那是父亲的血汗。
　　父亲有极强的记忆力。凡是我给他讲过的，或者是说书先生讲过的，他都能讲得出，人名、地名、情节竟全然不差。而且父亲还能讲很多部书，甚至还能学着老说书先生的样子，道一段白，再用东北大鼓的腔调唱一段。因此，人们都管他叫“王先生”。至今想起来，父亲真是一位奇人，一个大字不识，竟然能说书讲古，脑袋里装着怎样的记忆密码？
　　冬天夜长，天一黑，屯西头我奶奶家就挤满了人。没有现成的书，就听父亲讲；有现成的书，就听我讲。一说就是大半夜。什么《罗通扫北》《薛礼征东》，啥时候把我累得声音嘶哑了，父亲说不唱了，人们这才不情愿地踏着积雪回家去了。
　　那时节，父亲给我留下了一个爱书的习惯。
　　一年春天，我从学校偷偷地蹓到野外去打山雀，眼看“红马料”就要进扣网了，忽然身后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我一回头，见父亲正一脸忧郁不高兴地看着我。我顿时手足无措起来。只听父亲说：“咱家没有个识字的，你就出息去吧！”说完，“啪啪”两脚把两盘扣网踩得溜扁！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望着父亲的背影，心里反复琢磨着父亲抛下来的两句话，再看了看踩扁的扣网，不由得流下两行惭愧的泪来……
　　1972年初，我高中毕业了。那时不兴高考，扛着行李回了家。晚上，父亲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连连唉声叹气。我不知父亲为什么事犯愁。半夜里，听父亲和母亲说：“孩子十来年书白念了，明天就要下庄稼地了……”我这才恍然大悟，缩进被窝里低声地抽泣起来……
　　每逢铲地或是割地回来，我都要看书和写点什么，一直到深夜。每天早晨，上工前，劳动力都得到队里去喝一顿苞米粥，父亲不忍叫醒我，就把粥从队里端回来，眼看要上地了再叫醒我。在地里，一歇气我就看书，父亲就替我刮锄板儿，磨镰刀。在家里，每逢我要去挑水，父亲就抢过扁担说：“去看一会儿书吧。”说完，挑起水桶走了。
　　在我参加生产的三年中，父亲就是这样。在他看来他的付出是应该的、天经地义的；而子女们能多识一个字，多读一页书，都会使他满足。一切劳动，在他看来，都变成了一种享受。这，仅仅是用来形容中国农民的“勤劳”这个词汇所能包容得下的吗？
　　1974年秋，我接到了一张呼兰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些天，父亲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可也见他经常唉声叹气。一天晚上，他把在西屋写作业的二妹妹叫过来了，说：“你哥念书缺钱，我去姜家窝棚借点去。你妈不在家，你们两个大的要好好地看家……”即将要上高中的二妹妹对父亲说：“爸爸，我有个想法，我不想念了，到生产队挣工分去，多挣两个钱，好让哥哥好好念书，我是个女孩……”父亲听了，稍一沉吟，不由得两行热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哽咽着说：“都怪爸爸没能耐，让你念不到头……”说到这，已经泣不成声。
　　要去报到那天早上，天上却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母亲说：“这天头公社不能通汽车，就求一趟队里的马车，送孩子到城里再坐火车走吧。”父亲想了想没同意，只是在行李外又包了一层塑料布，就背起来和我上路了。
　　一路上，我们踏着泥泞，淋着雨艰难地走着。父亲宁可绕点远路也奔屯子走。每当碰上熟人，就故意和人家先打招呼，唠了几句见面的嗑儿，就指着我对人家说：“你不知道吧？我们的孩子考上大学了。”望着父亲那非常得意的面容，我的目光停留在父亲的头上。四十八岁的父亲，头上是一片灰白的岁月的云雾。顺着那云雾流下来的，是涔涔的汗水和雨水。我的心上不由得掠过一丝甜甜的安慰和淡淡的苦涩：父亲为我们操劳了大半生，难道，仅仅就是我们能多念几天书吗？
　　行了约20多公里路，就到了这座三等小站——双城堡。月台上，父亲掏出一个塑料袋，颤抖着打开一层又一层，终于从里面拿出一沓钱。我一数，一共80元。父亲说，为了我的学费，他去了邻村姜家窝棚，挨家挨户求借，由本村的姑父做担保，而且还是十分利，一年满期得还人家160元。那天中午我们都没吃饭，因为舍不得花几块钱。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忍饥挨饿走完那几十里的路程，回到家的，我则登上了求学之路。
　　就是这80元钱，我一直支撑到两年后毕业，没再向家里要一分钱。而就是这80元钱，使我背了一生也还不完的情感之债。这80元钱，仿佛浸透了老父毕生的心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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