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能有一件毛衣对哈尔滨人来说，若非富人实属奢望，我却有一件与家境极不相称的漂亮的红毛衣，这得感谢勤劳、心灵手巧的母亲。
　　1948年，我家住在道外同记商场后院。一天早晨，母亲在垃圾箱旁发现了一堆蒙了一层白石灰、发了霉的牛毛，母亲弄了一兜回家，经过反复漂洗，牛毛居然露出了本色，母亲惊喜得像发现了新大陆，乐颠颠地装了好几面袋扛回家。漂洗牛毛时尽管小心翼翼，牛毛上的石灰还是灼伤了母亲的手。
　　经过精心漂洗凉晒，发霉的牛毛竟然可以搓出毛线来，母亲如获至宝，开始了打毛线“工程”。找出一个用猪骨头棒做的拨浪锤，将牛毛分成一小扎一小扎，然后把牛毛搓成一段毛线绳，系在拨浪锤的小钩上，随着拨浪锤的不断旋转，牛毛便纺成了毛线，那纺线的方法太原始，太古老，效率太低。
　　当时我家有六口人，老的老，小的小，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肩上，白天摆地摊，忙家务，只能晚上纺毛线。
　　多少次我一觉醒来，看到的仍是如豆的灯光下母亲纺毛线的身影；多少个黎明我看到的是母亲合衣而卧的睡姿。我几次劝母亲不要熬得太晚，母亲总是微笑着揺头。
　　我理解母亲的愿望是表姐出嫁时让我穿上新毛衣。毛线球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母亲的眼眶也陷得越来越深。终于有一天，母亲欣喜地数着毛线球，掂着重量说：“够了，这些毛线足够织毛衣了。”又自己动手把毛线染成了红色，结束了打毛线“工程”。
　　母亲的针线活在全院几十个妇女中首屈一指，也常常给邻居做针线活赚钱补贴家用。贫穷的母亲从未织过毛衣。拿起用自行车废辐条自制的织针犹如外国人用筷子，但母亲凡事从不服输，没过多久，就已经织得快如梭了。
　　毛衣逐渐有型了，套头衫，豆腐块图案。毛衣每天长一块，我的喜悦也长一块。
　　在表姐的婚礼上，我穿上了令众宾客瞩目的鲜红别致的毛衣，为表姐扯着拖地的婚纱，那时我挺起胸脯心里美滋滋的，仿佛除了新娘，我就是最美的人。红红的毛衣衬着新娘的白礼服，真是婚礼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后来亲友中有人扯着我的毛衣角问：“谁织的？这么合体、漂亮。”我神气地告诉他们“是妈妈织的”，心中溢满了幸福。
　　此后这件毛衣就成了礼服，平时舍不得穿，平平整整地放在箱子里。
　　有一次我参加小合唱表演，那年我十岁，读小学三年级，我的红毛衣也“闪亮登场”，在众多羡慕的目光中，我好不得意。
　　还有一次歌咏比赛前，老师希望我把红毛衣借给我们班的小指挥，我满心不悦，但仍和妈妈商量此事，她说：“别那么小气，怎么可以不借呢？这也是为了集体争光嘛。”母亲虽是文盲，但通情达理。
　　当小指挥穿上我的红毛衣舞动指挥棒时，我发现红毛衣真的为她平添了几分神采。从此我的红毛衣就成了抢手货。我就读的道外区太古小学每逢大小演出，总有人找我借毛衣，我也有求必应。那个年代一件红毛衣出尽了风头，占尽了风光。那时正是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际，每解放一座城市，工人、学生便扭秧歌庆祝胜利。我穿着红毛衣，怀着胜利的喜悦，对祖国未来美好憧憬，跳着欢乐的舞步，庆祝沈阳解放、济南解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红毛衣陪着我扭遍了道外区的大街小巷。
　　七十多年过去了，母亲也早已辞世。如今我的毛衣、羊绒衫有十几件之多，然而那件有豆腐块图案的红毛衣依然珍藏在我的记忆中，鲜红鲜红的，还有母亲灯下为我织毛衣的身影。
　　□王友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