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夫
　　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妈妈把家里所有的粮食袋子全都翻了个遍，也没有多少粮食。第二天一大早，我把家里最后一碗苞米面稀粥像喝凉水一样灌进肚子里，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牢骚声，而后我就上学去了。
　　那天放学后，班主任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叫到她的家里，逐一问了一遍各自的家庭近况，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看看如何帮助最困难的同学。经过议论，我们一致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伸出援手，帮助最困难的同学。
　　班主任老师送走了其他几名同学后，唯独留下我，老师把一个小小的布袋子交到我的手上，关切地说：“把这点儿米拿回去吧，老师知道你家里粮也不多了。”
　　我睁大了眼睛看着老师那慈爱的目光，颤抖着说：“老师，我不能拿，拿回去妈妈要说我的。”老师微笑着说：“不会的，就跟妈妈说是老师借给你的，好吗？”
　　我战战兢兢地回到家里，胆胆怯怯地把老师给的米袋子交给妈妈。结果迎来了一顿非常严厉的训诫：“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明天趁早原封不动地给老师送回去，她有三个孩子，本来就不够吃的，你竟拿回来这么多！”被劈头盖脸地一顿教训后，我想说是老师借的，可始终没有插嘴的机会。
　　这天晚上我病了，烧得很厉害，嘴角边上眼看着拱出一个大红包来。妈妈说这叫锁口病，不能上学了，需要在家治疗。第二天傍晚，有同学受老师的嘱托前来探望我，并转达她的问候，让我倍加感动。
　　一晃一周过去了，我怀着痊愈后的喜悦拎着一小袋米，兴冲冲地直奔学校而去。已经走了好几年的上学路，这一次竟然觉得很远很远。我不断加快行走的速度，恨不得一脚跨进校门，见到班主任老师，把这一袋米完完整整地交到她的手里，而且要恭恭敬敬地说一声谢谢。
　　眼看就到芦家街了，只要拐过那个转角就是芦家小学的大门了，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我远远地看到了同班同学，他们也看到了我，径直向我跑过来，比我还要激动。
　　我本以为这是久别重逢的喜悦，可是他们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像晴天霹雳一样，差一点把我击倒。“什么？你们说老师调走了！”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急得三步并作两步，一口气闯进教导处，我要亲自问一问王教导，为什么要把班主任老师调走。
　　王教导平时对我很好，她看我急成这个样子，把我拉到窗边，先是叹了一口气，然后说：“孩子，先把米袋子放下，听我慢慢跟你说。”王教导看了看窗外，回过头来小声地说：“你们老师不是学校给调走的，是上级机关给调走的。”“为什么要给调走啊？”我小声地追问。“因为你们老师的丈夫是右派，所以就给他们全家下放到偏远的农村去了。”
　　我茫然若失地呆立在教导处的窗前。王教导没有告诉我班主任老师的通信地址，只是说老师临别时说她永远惦着你们，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我望着王教导说，自己连一句谢谢的话都没机会说了，我永远地记住了她的名字——王艳老师。
　　王教导把米袋子轻轻地放到我的怀里，感觉就像那天老师给我时的分量是一样的。我紧紧地抱着这袋米，两行热泪奔涌而下。从此我欠了老师一袋米，一欠就欠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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